某个“智能回答”说军统局四任局长分别是贺耀祖、钱大钧、戴笠、毛人凤，禁不住为以智能回答为依据的同行捏了一把汗：这个答案至少错了一半，以此为依据，写出东西来是要扣分的。

笔者能看出这个回答有问题，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戴笠到死也只是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一辈子也没当过军统局正局长，军统最后一任正局长和保密局首任正局长都是郑介民，毛人凤是保密局第二任局长。

我们翻阅史料还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西安事变后，老蒋获释后回到南京，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命令，让戴笠扣押了他的“汉卿盟弟”、逮捕了一个军统局正局长和一个太保、一个中将：“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曾扩情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黄埔一期生，原本深受老蒋信任和器重，晏道刚更曾经是老蒋身边的红人，我们在很多红军长征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本人也写过这方面的回忆文章。

被戴笠逮捕时，曾扩情是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蒋系的政训处长权力极大），晏道刚是西北“剿总”中将参谋长，他们异口同声喊冤，戴笠还算客气：“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们的头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人家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

钱大钧身上为什么会有枪眼儿，他为什么还是军统局局长，以及老蒋为什么抓他，这还得从军统局“分家”说起。

钱大钧还当过军统局正局长，很多史料都没有记载，但是沈醉回忆录中有：“1938年3月2日，蒋介石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

“军统”原本就是个笼统的概念，有人说陈立夫和张治中也是“军统局长”，那显然指的是“老军统”，跟戴笠为“老板”，贺耀组、钱大钧、林蔚为“甩手掌故”的军统不完全是一回事。

钱大钧当“军统局局长”的时候，“主业”是老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中将主任，老蒋去西安，钱大钧自然要跟着去。

就在蒋介石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向钱大钧提出：“委员长专列机车车头气泵有点儿毛病，需到西安车站维修，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

钱大钧一向跟张学良私交极好，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而且也没有向老蒋汇报，于是事后有政敌说正是钱大钧放走了专列，才让老蒋失去了逃跑的机会。

专列车头走不走，老蒋都跑不掉，而且钱大钧在12月12日凌晨那场乱战中也受了伤，所以老蒋“亲审”钱大钧的时候，钱大钧马上申诉：“自从陪委员长到西安，日夜随侍不离一步，对张、杨兵谏事前毫无所知。枪声响起，我便直奔委员长卧室救护，可未到门口即中流弹倒地。委员长不信，可当场验伤和血衣。”

钱大钧扯开上衣露出枪伤，戴笠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拿来了钱大钧的血衣为“局长”作证，老蒋只好长叹一声：“将钱大钧暂调离侍从室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间。”

钱大钧的老部下钱东亮（不是本家侄子，他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在《钱大钧谈西安事变》中描述了钱大钧中弹的经过：那天凌晨五点多，钱大钧应道枪声，还以为是哪个士兵枪支走火，后来听到枪声越来越密集，这才发觉大事不妙，钱大钧赶紧往老蒋的卧室跑，跑进去才发现老蒋已经逃了，钱大钧追到贵妃池，忽然被一枚流弹击中，当成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钱大钧告诉钱东亮：“以下情况，我是从汇报中得来的……侍从副官去报告蒋，说蒋孝先被打死了，他愤怒而悲伤。接着，又告诉他钱大钧受伤。他只哼了一声。这一声哼表示了什么呢？我想想真伤心，死跟他大半辈子，只落得一声哼。不过，我们侍从人员没有保护好他的安全，也确实是负有责任的。”

钱大钧挨了一枪，这才免于被老蒋打入大牢，曾扩情和晏道刚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今天，那边编修的史料，还说晏道刚要为老蒋被抓负主要责任：“晏这个人官气很重，到西安后，日事游宴作乐，置本身之工作（搜集情报）不顾。张杨亦投其所好，指派专人陪晏打牌、宴游。如果晏道刚这种做法是为了敷衍张杨，犹有情可原，但本身工作总交给部属去做，连这点他都忽略了，故迄事变之前，晏毫无情报可言，亦无任何报告，真是误事不少。”

钱大钧最后又被老蒋起复委用，晏道刚和曾扩情都被老蒋关押，释放后也不再掌握实权，晏道刚毅然反蒋，所以解放后也基本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只是在1958年戴了一段时间帽子，1959年就摘了），而曾扩情则是在1959年第一批获得特赦，这位十三太保中的“老大”，胡宗南、戴笠、沈醉口中的“扩大哥”，又一次选择失误：留在京里的王耀武杜聿明等人都当了文史专员，分配了住房，每月有一二百元工资，曾扩情则被儿子接回了沈阳。

曾扩情能考入黄埔，还是李大钊向周主任写信介绍的，当年的考试，蒋先云第一，曾扩情第二，他们和陈赓一样，一开始都站在周主任一边，最后因为立场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曾扩情被老蒋逮捕，也曾大喊冤枉，但是戴笠告诉他的“扩大哥”：“你跟张学良联合发表声明，校长知道了！”

曾扩情一听就蔫了，因为他当时确实曾对张学良表示同情和理解，还曾公开发表讲话，而且还给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写信，让他们不要对西安动武。

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一文中也复述了他在那段时间的特殊经历：“周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先生的讲话给予我很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

曾扩情承认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向全国广播，希望南京派人到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第二，给在西北的黄埔同学写信，表示要想校长平安回去，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还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之说；第三，给老蒋写了一封亲笔信并请张学良转交，表示自己“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老蒋看了张学良转来的信，气得假牙都要咬碎了，曾扩情却可以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选择，虽然丢了“大太保”的特殊地位，但毕竟为团结抗战做出了贡献：“我在西安事变中，虽然被周恩来先生的伟大启示所鼓舞，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仍然是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我认为：只有按照上述活动，才可能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从而也带来我的安全。不料蒋介石为了发泄他被扣押的怨气，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我就被关在羊皮巷看守所内，直到抗战发生，南京快要沦陷时，我才经保释而出。“

当年的胡宗南还比较讲义气，他找了十几个黄埔一期生联名具保，戴笠也对“况大哥”十分照顾，所以老蒋才没有最后痛下杀手。

西安事变，老蒋秋后算账，不但扣押了张学良，还让副局长戴笠抓军统局正局长钱大钧、“复兴社十三太保”的老大曾扩情、围剿红军时给他当参谋长的晏道刚，最后却只有钱大钧一人“喊冤”成功，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这三个人被抓，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