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到现在正好一百年历史，这个1924年在广州东郊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出了多少名将是很难统计的，有人说第五期之后的毕业证含金量就不高了，除了戴笠之外，几乎没出过什么名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那都是“扩招”的缘故，很多学员一辈子都没见过他们的“校长”，就更别提被委以重任了。

要论名将辈出，还得看黄埔一期和黄埔四期。黄埔一期就不用说了，解放战争时期，经常是一个黄埔一期生把另一个黄埔一期生打得丢盔弃甲、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陈赓大将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视老同学，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也很头痛：陈大将的一期同学在这里继续学习的太多了，一桌根本坐不下！

有些网文大讲“功德林八个黄埔一期生中七个人得以特赦，唯有一人无可救药最终被枪决 ”，那纯属瞎掰：战犯管理所的黄埔一期生不止十个，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不杀”，那个黄埔一期生邓子超是1950年在江西赣州被抓，1951年在宁都被判处死刑的，根本就没进过功德林。

仅在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我们就能找到十多个黄埔一期生：曾扩情、杜聿明、黄维、宋希濂、李仙洲、周振强、杨光裕、刘嘉树、马励武、郭一予、范汉杰、韩浚（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不知道那些百万粉丝的大咖有没有看过相关史料。

除了黄埔一期，还有很多黄埔四期的在战犯管理所又重新成了“同学”，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刘安国历史原型文强，还有覃道善、廖宗泽、曹天戈，在战犯管理所之外的黄埔四期名将就更多了，那位把黄埔四期同姓同宿舍同学林伟俦从东北撵到天津俘获的名将，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林伟俦在黄埔四期跟文强住同一个宿舍，同宿舍另一个姓林的名将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据文强回忆，当时同宿舍还有周恩寿、李运昌，文强是班长，不同宿舍的敌将还有邱维达（第七十四军中将军长）、张灵甫（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郑庭烽（郑介民胞弟，郑庭笈的堂兄弟，黄埔四期步兵科，不知为什么有史料说他是三期）、胡琏（先后任十二兵团副司令、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第十二兵团司令）、李弥（第十三兵团司令）……

二林一文是上下铺的兄弟，林伟俦的本家同学枪走火，把“上铺的兄弟”林伟俦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文强“婉转”地告诉闻声赶来的执行官：““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 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某某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

文强这句话等于“告密”，执行官刚走，枪走火的林同学就跟他打了起来，旁边的同学还在一旁起哄：“这个九头鸟（林同学是湖北人），好厉害，敢打班长。”

文强和林伟俦当年都没想到，数十年后他们又会聚到一起，而枪走火的林同学，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文强要是早点归队，前程自然不可限量，林伟俦也很悲催，据他本人在《塔山战役的回忆（又名塔山战役纪要）》《天津战役亲历记》中描述，他是被当年下铺的同学从东北一直撵到天津，还没等投降就被俘了。

辽沈战役时，林伟俦是蒋军六十二军中将军长，他在《塔山战役的回忆》中描述了自己当时逃离东北的窘态：“当时葫芦岛蒋军已成为惊弓之鸟，都在非常焦急地等候轮船逃命。那时，如果解放军有一小股部队施行进攻，葫芦岛蒋军必将全部就擒。直到十一月一日，杜聿明才开始安排分批落船。各部队落船时还不知逃到何地，等到在开船前几分钟才由杜聿明亲自分别下达开船命令和登陆地点。第六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逃到了秦皇岛。”

林伟俦从葫芦岛逃到秦皇岛，又从秦皇岛逃到天津，而他的林同学则大举入关，又把林伟俦围在了天津。

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在天津收到了下铺同学的劝降信，林伟俦在《天津战役亲历记》中回忆：“那个通信员到达第六十二军军部交出第四野战军林司令员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三人的一封信，大意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

给三个人的劝降信为什么先送到林伟俦手里，林伟俦清楚，读者诸君也明白——毕竟同学一场，最应该战场起义的应该就是林伟俦。

林伟俦收到信就去找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刘云瀚看了信也不好表态，俩人一合计，这事儿还得陈长捷说了算，于是他们带着劝降信一起去找陈长捷，陈长捷又找来秋宗鼎（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没有当战犯处理，而是享受了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同等待遇）和杜建时（市长）。

五个人十只眼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肯先说话，急得林伟俦不得不逼陈长捷表态：“在当时沉默的情况下，我问陈长捷对于这封信究竟复不复，因为解放军通信员还在军部等候着。”

陈长捷那份复信肯定不能让林伟俦的同学满意，林伟俦也不满意，但那是陈长捷口述、秋宗鼎执笔写的，林伟俦也不好多插言：“复信写好后，陈长捷首先签名，其次是我和刘云瀚。然后交由我派员随同解放军通信员出城送去，并带进解放军代表进城商谈。这表明我们顽固地不肯接受劝告而放下武器，还以为天津城防碉堡坚固，解放军一时攻不破。”

林伟俦派一个姓任的科长随同解放军通信员离开天津，结果因为事先没有联络好，解放军哨兵一开枪，任科长就带着信跑回来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3日，林伟俦没有通过陈长捷，就再次派任科长携带一些水果随同解放军通信员再出城到宜兴埠，终于见到了“解放军首长”，林伟俦的水果送给谁不用猜，但是陈长捷那封信显然没有表露出起义投诚的诚意，于是解放军也就不再写信，而是准备开打了。

解放军一开打，陈长捷才知道他所谓“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其实是纸糊的，于是1949年1月14日，陈长捷再召集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开会的时候，一点也不硬气了：“他说：‘目前天津局势，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准备放下武器。由杜市长找寻李烛尘、杨亦周为代表明早出城商谈。’大家都表示同意，唯恐时间来不及。当晚连续广播多次说：‘天津部队准备放下武器，明早派代表出城商谈。’解放军前线部队十四日夜间继续前进，守军已接到各部队长的命令停止抵抗，只有未接到通知的小部队的独立据点碉堡，继续抵抗，随即被消灭了。”

在广播中大喊投降，陈长捷也算创了一个记录，但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谁还耐烦再等明天？于是陈长捷和林伟俦就悲催了，我们从陈长捷的《我防守天津的经过》一文中，也能看出林伟俦在起义投诚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一点陈长捷也清楚：“如何接受和平？还见不到第六十二军自行派出的参谋的回报，即着由各部前线径自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读者诸君请注意，陈长捷说的是“第六十二军自行派出的参谋”，也就是林伟俦当时已经撇开陈长捷刘云瀚杜建时，单独跟解放军联络了，只是他行动太晚，还没来得及起义就被俘了，也不知道林伟俦在战犯管理所见了陈长捷，是该哭还是该笑？

陈长捷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林伟俦1961年第三批特赦。特赦后的林伟俦回到广东当了省政协文史专员，林伟俦获释一直没有停止申诉：我在1949年1月14日被俘前就已经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不应该以战犯对待！

林伟俦的申诉还真有了结果：1986年9月13日，随着林伟俦的特赦通知书撤销，他也不再是特赦战犯身份，但他应该算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人员，读者诸君应该知道吧？如果林伟俦早点听同宿舍同学的话起义投诚，最终结果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