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落入了日寇的铁蹄之下。从此，武汉人民经历了长达七年的黑暗岁月，日寇在这里犯下了累累罪行，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段历史，是武汉人民永远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耻辱。

在武汉沦陷前，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寇利用武汉的物资和设施，已经提前将一切可用的物资搬到宜昌、恩施等地，并有序地撤退了国军部队。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武汉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日寇侵占的命运。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留给日寇的，是一座空城和大量来不及撤离的平民。

日寇进驻武汉后，立即开始了他们的暴行。他们设立了宵禁时间，将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一小时，改为东京时间，称为“新钟”。并强行规定每天下午5时至次日上午7时为宵禁时间，发现行人立即当场枪杀。难民区被进行监狱式管理，四周都用铁丝网围着，并有岗哨把守。在各个水陆要道也设置了武装岗哨，在难民区街道两端设立木栅栏，每天上午9时开放，下午3时关闭。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中国人进出还要向日本士兵鞠躬敬礼，并出示他们签发的“良民证”。如果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

日寇在武汉的烧杀抢掠，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有计划地在城内放火，大街上不断可以看到房屋燃烧，有时一天有几十处。有些地方大火竟连续多日不灭，火光映红了武汉的天空。据统计，在日军盘踞武汉的七年里，汉口有34640户、124300人无家可归，房屋被毁达43025间。民权路、民族路、襄河（汉江）一带，尽成瓦砾。具体损失难以计算。

除了频繁的轰炸和放火，日寇还对民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他们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大批抓捕所谓嫌疑犯。汉口宪兵队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鬼子有很多种极其残酷的审讯刑法，如狼狗咬、灌水、钉竹签、电烙、电针等。宪兵队周围的居民，每当夜深人静时都可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惨叫声。宪兵队杀人的方法更是残酷，挖眼、剥皮、刀劈、电死等，不胜枚举。凡进去的人没见过一个活着出来的，半夜常常有尸体被运到江边抛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仅一年时间被宪兵队残杀的中国人就达2万左右。日寇在武汉四周遍设杀人场、埋人坑。仅在武昌的杀人场就有10多处。汉口郊区的东西湖走马岭、岱家山公路桥附近和武昌大矶头等处，有大批中国人在这里被集中杀害。汉口市郊的坦教湖是日军行刑场之一，1952年，在坦教湖发现了掩埋尸体的沟有60多条，其中尸体的头颅与身子都是分开的，许多尸骨上还有绳子、手铐和铁镣，推断尸骨总数有4000具以上。

日寇对妇女的凌辱更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仅强奸妇女，还将她们送到“公娼区”充当慰安妇。在武昌下新河的一个防空洞中，有十几个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杀死。还有不少妇女，被日军糟蹋后，强迫到汉口中山大道积庆里等处“慰安所”当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妇女，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

日寇还肆意掠夺武汉的物资和财富。他们将棉花、猪鬃、桐油、牛、羊等列为军用专卖品，盐是被日本人禁运的商品。对民间经济进行了赤裸裸的掠夺，若有百姓贩卖将会被杀死。日军在武汉街头成群结队持枪抢劫，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不论是商人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统统不放过。

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

日寇还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麻醉毒害武汉青少年。他们调整学制年限，加大初等教育阶段的比重，出版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的教科书。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凡是易于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内容都被剔除。

这种奴化教育往往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推行。据原湖泗乡学生鲁经斌回忆：学校每天都有日本人巡视，一次有个名叫久保田的“宣抚班长”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出这样的一公式来：“天皇+南京政府+满洲国=？”一位被点名的学生答不上来，“宣抚班长”骂他是笨蛋，打了他好几个耳光，还让他在太阳下脱光衣服暴晒。

武汉沦陷后的黑暗岁月，是武汉人民永远的伤痛。日寇的暴行，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然而，尽管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武汉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斗争。这段历史，也时刻警醒着我们：国家要强大，人类要和平，那黑暗的历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