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梅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地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考古新发现极大推动了西域三十六国考古的深入。第一，1993～1996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和沟西汉代墓地的发现；第二，2003年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的发现；第三，2002年以来，伊犁河流域一系列古代墓地的发现；第四，2006年哈密巴里坤东黑沟古墓和遗址的发现。

第一和第二个发现被认定为车师人古墓；第三个被认为是塞人和乌孙古墓；第四个发现则归类为“西汉前期的匈奴文化遗存”。

大月氏人语言、宗教和考古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公元2世纪末，数以千计的贵霜大月氏人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涌入塔里木盆地和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最后抵达洛阳的大月氏侨民有数百人之多。佛教传入中国就与他们直接相关。

第二，希腊人将大月氏称作“吐火罗人”。从考古发现看，吐火罗人起源于里海、黑海北岸颜那亚文化，公元前2300年迁入阿尔泰山南麓形成“克尔木齐文化”。我们发现，吐火罗语“神”字的代名词为古印欧语的“双马神”，而新疆康家石门子和内蒙古阴山岩画刻有吐火罗人双马神的艺术形象。

第三，汉代祁连山指新疆天山东麓，先秦称“昆仑山”，唐代称“析罗漫山”，皆为吐火罗语“天山”一词的各种音译。析罗漫山是大月氏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中心，而大月氏王庭就在所谓“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

据我们研究，新疆考古新发现至少包含四种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

第一，洋海墓地为代表的苏贝希文化，就是学界一直寻找的大月氏考古文化；第二，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古墓，时代前后衔接；第一种古墓与交河故城沟北墓地相同，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种古墓与罗布泊西岸平台墓地汉代墓葬相同，随葬连弧纹陶器（图2，4）。正如陈晓露博士指出的，这种随葬连弧纹陶器的古墓属于姑师文化。

第三，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至少存在两种考古文化，时代前后衔接；早期为大月氏文化，晚期则为匈奴文化或受匈奴文化强烈影响的小月氏文化。我们认为，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洋海墓地、巴里坤东黑沟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一脉相承，皆属于苏贝希文化。该文化创造者并非时下认为的车师人，而是大月氏人以及大月氏西迁后留在故乡的小月氏遗民。这些新考古关系到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西域三十六国形成等关键性问题，必须正本清源，予以辨明。

一、公元前2～1世纪中亚民族大迁徙

先秦时代至汉初，大月氏人一直称雄天山南北，乃至蒙古高原。文献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匈奴称号“头曼”源于吐火罗语tumane（万户长）。此外，匈奴还有“沮渠”等官号，源于吐火罗语cambura（头领），这些官号皆为大月氏王所封，可见大月氏曾经是中亚草原和西域诸国的霸主。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早年被送到大月氏王庭当质子，后来盗取月氏善马逃回蒙古高原。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在蒙古草原崛起。在冒顿单于的打击下，大月氏人从敦煌与天山之间草原地带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一系列大迁徙。这场大迁徙导致西域诸国的重新分布。关于这场多米诺骨牌式民族大迁徙，《汉书·西域传》记载：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0年在位——引者）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引者），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今中亚锡尔河——引者）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今甘肃祁连山和新疆阿尔金山一带的山脉，汉代统称“南山”。大月氏西迁时一些部落不肯离开原始故乡，归降了匈奴，史称“小月氏”。一部分月氏遗民亡命南山，与羌人逐渐融合，史称“南山羌”。汉武帝之所以在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线筑长城，旨在隔绝匈奴与南山羌的联系。所谓“大月氏本行国”，意思说大月氏本来是游牧人，那么他们的原始故乡应在汉代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和敦煌以北的草原地带。前元四年（前176），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书信。《史记·匈奴列传》转述这封信说：

其明年（前元四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我们认为，匈奴右贤王在西域新开拓的疆土就是大月氏故地，北至阿尔泰山的呼揭，南达罗布泊东北的楼兰，西至天山中部的乌孙。大月氏在西迁途中，首先洗劫了乌孙部落，然后攻占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希腊人称“斯基泰人”）的游牧之地。乌孙则向东迁徙，投靠蒙古高原的匈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乌孙王昆莫猎骄靡为父报仇，在匈奴军臣单于的帮助下，击败大月氏人，将其从伊犁河流域驱赶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此后，乌孙王在伊犁河的塞人故地建立了新的家园。

据法国学者韩百诗（Louis Hambis）考证，乌孙就是希腊史料所载中亚游牧民族——伊塞顿人（Issedones），西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为邻。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乌孙的原始故乡在哈密盆地。问题是，哈密位于大月氏王庭——析罗漫山（今巴里坤山）之南，既不与伊犁河塞人为邻，亦不在大月氏西迁途中。况且，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与学界公认的伊犁乌孙土墩墓无任何文化联系，那么乌孙的原始故乡又在何处呢？

1995年，乌苏县巴音沟牧场发现一批乌孙早期土墩墓。该墓地位于玛纳斯河上游小安集海河南岸，东西宽400米，南北长1000米，古墓呈南北向链状排列。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两座土墩墓进行发掘，土墩下皆有两个竖穴土坑墓室，随葬单把陶杯、单耳带流彩陶罐、双耳陶壶、砺石、铜簪等（图1，上）。这两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皆与伊犁乌孙土墩墓非常相似，但是二者年代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巴音沟土墩墓出土的带流彩陶罐与察吾乎沟文化彩陶罐相似，碳14年代数据在距今2570～2210之间。

199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河子南山墓地又发现乌孙土墩墓。该墓地位于玛纳斯河东岸，其中一座土墩墓出土了三件单耳彩陶杯（图1，下）。新疆彩陶只见于青铜时代至汉初遗址和墓葬，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以后基本不见彩陶，那么这些随葬彩陶的土墩墓想必建于在汉武帝元光四年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以前。

图1　天山中部玛纳斯河上游乌孙早期土墩墓及随葬品线描图

早期乌孙土墩墓的发现相当重要，一方面，证明乌孙起源于玛纳斯河乌苏与石河子市之间草原地带，另一方面，说明大月氏的原始故乡在玛纳斯河以东地区。从地理环境看，敦煌以北，玛纳斯河以东最好的牧场在天山东麓巴里坤草原。正如马雍指出的，“早在西汉时期，这一带即为匈奴控制西域的主要军事根据地。东汉时期，这里为北匈奴呼衍王常驻之所。”匈奴入主西域后，“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换言之，那些不肯离开故乡的小月氏人归降了匈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追击匈奴至析罗漫山，尔后攻打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和小月氏。《汉书·霍去病传》记载：

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速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封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辉渠侯。

居延泽，在内蒙古额济那旗的东居延海；小月氏，指大月氏西迁后留在故乡的残部。从称号看，汉军俘获的“单于单桓”指驻守天山的匈奴地方官，但是霍去病俘虏或斩首的“酋涂王”、“速濮王”、“稽且王”、“呼于耆王”皆非匈奴官吏，而是游牧于巴里坤与居延之间的小月氏部落酋长。霍去病在巴里坤草原俘获的小月氏人后来迁往张掖，史称“义从胡”。霍去病捣毁匈奴在西域统治中心——析罗漫山后，当地仍有众多小月氏人不肯离去，他们在巴里坤草原的活动直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后汉书·西域传·蒲类》记载：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今新疆吉木萨尔——引者），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这位蒲类王即大月氏西迁后留在当地的小月氏酋长。尽管元狩二年小月氏遗民遭到霍去病残酷打击，但是巴里坤草原仍残存六千余口。车师后部在博格达峰北麓的吉木萨尔，由此马行90余日的山谷当在阿尔泰北麓。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发现过一座苏贝希文化晚期大墓，正是从巴里坤草原北迁阿尔泰山的小月氏酋长之墓，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除了巴里坤草原外，汉宣帝以前，吐鲁番盆地亦为月氏人游牧之地。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郑吉才在吐鲁番的交河城开辟屯田。元康二年（前64年），郑吉被匈奴围困在车师城（今交河故城）中，汉派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车师两度屯田自此作罢。不过，汉朝一直与匈奴争夺吐鲁番盆地。《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至元帝时（前48～前33），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亦载：“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戊己校尉主要任务是屯田，战时亦出征。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元、成、哀三朝戊己校尉较为系统的编年。

析罗漫山六千余口小月氏被匈奴迁往阿尔泰山，为西域史上一件大事，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王不可能无动于衷。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记载：“騠兹侯稽谷姑，以小月氏右苴王将众降，侯，千九百户。（元封）四年十一月丁末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后。琅邪。”又载：“瓡讘侯杆者，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骑降，侯，七百六十户。正月乙酉封，二年薨。六月，侯胜嗣，五年，天汉二年（前99）薨，制所幸封，不得嗣，河东。”

我们认为，这两位小月氏王降汉，与匈奴右贤王将六千余口小月氏人从析罗漫山迁往阿尔泰山直接相关。由于巴里坤草原小月氏部落被匈奴王迁往阿尔泰山，惊动了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王，导致他们归降汉朝。这两个小月氏部落人口相加，总计二千六百六十口。不过，只有两位小月氏王举家迁往琅邪（今山东诸城）和河东（今山西夏县北），两王所统小月氏部众则就近安置，悉数迁入汉武帝元狩二年新设立的酒泉郡。

我们这样说，是有史料根据的。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诏书说：“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指婼羌）、月氏兵四千人，亡虏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如果酒泉侯冯奉世麾下的婼羌、月氏兵各占一半，那么汉宣帝神爵元年驻守酒泉的小月氏兵达二千人之多。我们认为，这二千月氏兵就是从吐鲁番迁入酒泉的二千六百六十户小月氏遗民中征募的。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二千六百六十户小月氏人举家迁往酒泉，导致吐鲁番盆地荒无人烟。罗布泊西岸的姑师人便在这一年北迁吐鲁番盆地。这件事的起因是：西域小国楼兰、姑师与匈奴狼狈为奸，劫杀丝绸之路过往商人和汉朝使者。于是汉武帝派从骠侯赵破奴兴兵讨伐楼兰、姑师，随后在盐水（今孔雀河）一线构筑烽燧线，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其明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当时，楼兰人活动于敦煌与罗布泊东岸之间，而姑师活动于罗布泊西岸与塔里木河下游之间。因此《史记·大宛列传》说“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赵破奴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灭姑师而封侯，赵破奴动用“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说明姑师人口众多，需要数万兵力。关于姑师人北迁吐鲁番后的命运，《汉书·西域传序》记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可知姑师灭国后投靠了匈奴，右贤王将他们安置在吐鲁番盆地、天山博格达峰南北小月氏故地，更名“车师”。《汉书·西域传序》所谓“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皆为姑师人在小月氏故地所建新王国。

汉武帝元封三年后，析罗漫山当地居民不再是小月氏人，而是归降匈奴的姑师人。《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至元帝时（前48），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又知，姑师人新建的蒲类国有一千七百余人，汉元帝时从析罗漫山迁往乌贪訾离。这个地方似在玛纳斯河乌孙故地，乌孙迁往伊犁河后，这里一直荒无人烟，所以郑吉将蒲类国的姑师人迁往这片草原。

关于这段封尘已久的西域史，海内外学者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激烈讨论。如法国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草原帝国》、林幹的《匈奴通史》、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等，不胜枚举。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是：姑师人到底是吐鲁番盆地的土著居民，还是来自罗布泊的新移民？本文的讨论表明，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必为信史无疑。

二、苏贝希文化考古编年

据考古发现，大月氏故地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四种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分别为焉耆盆地的察吾乎沟文化、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罗布泊西岸至麦德克城的姑师文化。察吾乎沟文化传承的是焉耆盆地早期青铜文化——新塔拉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史称“焉耆人”。焉不拉克文化传承的是甘肃西部早期青铜文化——四坝文化，创造者是汉藏语系的羌人，史称“南山羌”。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传承的是阿尔泰山早期青铜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罗布泊西岸至麦德克城的姑师文化源于伊犁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史称“姑师人”。我们认为，苏贝希文化就是目前学界一直寻找的大月氏考古文化。

目前学界对苏贝希文化的总体认识基于洋海墓地。这个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村，共有三处相毗邻的墓地，编为洋海一至三号墓地。近年大月氏文化中心——析罗漫山考古不断取得重要发现，兰州湾子遗址、南湾古墓、黑沟梁古墓，尤其是巴里坤东黑沟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大月氏考古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尽管目前析罗漫山仍缺乏科学有序的资料，但是洋海古墓的科学发掘足以为析罗漫山考古学文化建立一个编年。

在洋海三个墓地中，一号墓地年代最早，位于整个洋海墓地的西部。该墓地共有墓葬1000余座，目前发掘了218座，墓型可分为椭圆形竖穴土坑墓、椭圆形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图2，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四种。二号墓地年代晚于一号墓地，共有墓葬1500余座，目前发掘223座，墓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图2，2）；三号墓地年代最晚，共有墓葬500座，目前发掘80座，墓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图2，3），后者与交河故城沟北16号大墓一脉相承。至于洋海墓地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延续使用长达1500年，时代约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2世纪。

韩建业注意到，一号墓地出土彩陶绘有商周青铜器的斜角云纹图案。这种云纹图案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已经在郑州出现。《易经·既济·九三爻辞》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经·未济·九四爻辞》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由此可知，殷王武丁在位时（约公元前13世纪），商王朝对活动于西北边境的鬼方部落，持续发动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图2　洋海1～3号墓地与交河故城沟西姑师墓平面图和随葬陶器线描图

洋海三处墓地古墓分布密集程度略有差别。其中一号墓地最为密集，二号次之，三号墓地间距最大。由于大月氏西迁，导致吐鲁番盆地人口骤然减少，这是二号墓地人口少于一号墓地的原因，那么一号墓地的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两位小月氏王归降汉朝，所属部落迁往酒泉，导致吐鲁番人口再次骤然减少，这是三号墓地古墓分布更为稀疏的原因，那么该墓地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08年小月氏两部落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考古简报看，洋海三号墓地未见五铢钱、铜镜、漆器、丝绸残片等西汉文物，年代早于交河沟北墓地1号大墓（M01）及其陪葬墓，那么洋海三号墓地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而非发掘者推测的公元2世纪。

洋海一号墓地与198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里坤发掘的兰州湾子大型石室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同。这个石室用巨型鹅卵石垒砌而成，当地人称“邵家鄂博”遗址。该遗址占地面积近二百平方米，残墙高近两米，厚达3米，近底部显坡状，分隔为前后室，主室居南占地100平方米，底部有柱洞，洞内残存木柱残段，北部有附室，南北并列，有门道彼此联通，由附室向东开门，建筑用材选自山前遍布的巨型卵石，石屋内侧壁平整。该遗址先后三次使用，最后一次毁于大火。该遗址出土了青铜鍑、环首小刀、双耳鼓腹红陶罐、陶锉、马、羊、鹿骨骼以及炭化小麦粒等文化遗物。2002年7月，西北大学与哈密文管会再次调查兰州湾子一带的古遗址，共发现11组100余座石构建筑遗迹，古墓200余座，以及岩画1000余幅。

苏贝希文化的青铜器具有显著的文化与年代特征，洋海一号墓地的单乳突环首刀（图3，3～5），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环首刀一脉相承，并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鹿首刀（图3，9）和哈密市花园乡采集的鹿首刀（图3，6）风格相似，年代约在商代晚期。兰州湾子遗址的单乳突环首刀（图3，2），与北京延庆县军都山M86的同类型环首刀相同，年代约在春秋早期。

众所周知，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冶金术以锻造为主，他们铸造青铜容器受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青铜鍑在欧亚大陆的起源与传播。欧亚大陆最早的青铜鍑是在陕西岐山王家村（图3，8）、北京延庆县西拨子村和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现的，年代在西周晚期。新疆最早的青铜鍑是在兰州湾子遗址采集的，比王家村、西拨子和绥远青铜鍑年代稍早，年代约公元前1200年（图3，1）。新疆奇台采集的青铜鍑年代稍晚，约在春秋时期。有学者进而指出，奇台和兰州湾子遗址的青铜鍑“可能属于先月氏人和月氏人文化”。那么，早在商代晚期，巴里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春秋时期开始用铸造技术制作青铜鍑。

图3　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出土青铜鍑、环首刀与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环首刀

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巴里坤东黑沟（石人沟）的发掘，为我们探讨大月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次巴里坤考古共发掘9座墓葬，均为圆形石封堆竖穴土坑墓，小型墓用石葬具，中型墓用木葬具，随葬品大多属于苏贝希文化。唯15号墓比较特殊，采用苏贝希文化最古老的墓葬形式——椭圆形竖穴土坑（图4，上），与洋海一号墓地椭圆形竖穴土坑墓基本相同。这座古墓的尸骨和随葬品后来被人迁走，迁葬时在墓上挖坑用人牲进行祭祀（图4，下）。从祭祀坑出土的焉不拉克陶器看，这个可怜的人牲是焉不拉克人。

图4　巴里坤东黑沟15号墓与人牲祭祀坑平面图及其出土遗物线描图

巴里坤草原究竟属于苏贝希文化分布区，还是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区，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将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归类为同一个考古文化区，认为属于焉布拉克文化。然而，巴里坤东黑沟考古新发现说明，早在洋海一号墓地时代，苏贝希人就占据了巴里坤草原，并用焉不拉克人牲祭祖。两者显然不属于同一文化。

2003年4～10月，新疆文物考古所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发掘了一批石堆石圈墓（图5，右），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奇仁托海墓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该墓地的墓葬大多随葬铁器，如M5、M8、M47、M79、M129、M135、M6、M130、M152、M62、M29、M116、M139出土残铁器，可惜大多锈蚀，基本以小铁刀为主，与羊骨同出。其中M116出土一件大型铁器为一长铁刀，正锋，直背，弧刃，柄部稍残缺。残长75.8厘米，最宽处3.2厘米，扁径长约7.9、宽约1.6、格最宽约8.7厘米。这个现象与洋海三号墓地大量随葬铁器相同。第二，该墓地随葬典型的苏贝希文化彩陶器，墓主人当系大月氏人，那么奇仁托海墓地的年代绝非发掘者推断的公元前5世纪前后，而是大月氏迁居伊犁时期，也即公元前176至前130年。

1939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附近的塔尔格里河谷发现一座公元前2世纪游牧人古墓。研究者认为是乌孙墓，而墓主人则被认为是一位富有的女萨蛮师。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300多件黄金艺术品，其一为红绿宝石镶嵌的镂雕黄金牌饰（图5，左）。孙机先生认为，“其构图和题材全系汉式，但是缺少内地同类作品所具有的夭矫腾踔之气势，似为当地的月支或康居工匠的模拟之作。”我们注意到，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三件苏贝希文化晚期特征的彩陶杯（图5，左），与伊犁苏贝希古墓出土彩陶相同，年代当在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东迁中亚之后不久。

图5　南哈萨克斯坦公元前2世纪游牧人古墓与伊犁奇仁托海古墓线描图

张骞第一次西使中亚，恰逢大月氏女王当政。《汉书·张骞传》记载：“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无独有偶，1979年，阿富汗西北边境西巴尔甘发掘的六座大月氏王墓中，只有一座是男性墓，其余皆为女性墓。

我们认为，南哈萨克斯坦大月氏墓的女主人恐非乌孙女萨蛮师，而是大月氏女王。自古以来，大月氏人就以女性为王。《穆天子传》卷二载：“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穆天子传》卷三记载：“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这个故事讲述穆天子在昆仑山瑶池（今新疆巴里坤湖）宴请西王母。我们怀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原型源于大月氏女王当政，那么巴里坤草原大型石构建筑或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石室”？

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队在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联合发掘了一处汉代遗迹。该遗址上层堆积（GT1上部堆积）出土了单耳直壁杯、斜腹盆、腹耳绳纹罐（图6，下）。巴里坤县卡尔桑遗址、南湾古墓以前发现过类似的绳纹陶片，与内蒙古凉城县匈奴墓出土的绳纹陶器（图6，上）相似，只是匈奴绳纹陶罐无腹耳。由此推测，苏贝希晚期绳纹腹耳陶罐或为匈奴统治西域时期小月氏遗物。

图6　内蒙古凉城匈奴墓与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绳纹陶器线描图

1993～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调查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今称“交河沟北墓地”。该墓地最早的古墓是16号大墓两座陪葬墓（编号M16mh和M16mb），墓中随葬直腹盆、三足钵、单耳弧形腹彩陶罐、双耳灰陶罐等。这个墓地年代最晚的墓葬是1号大墓陪葬墓（编号M01mj），墓中随葬汉武帝五铢、骨匕、斜腹盆（图7）。交河故城两座大墓的随葬品大同小异，与洋海三号墓地时代相近，三者皆属于苏贝希晚期文化。从墓葬类型和随葬品分析，洋海三号墓地的年代最早，约在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中亚之前。交河故城16号大墓（M16）及陪葬墓次之，约在匈奴进驻大月氏故地之后，而交河故城1号大墓（M01）及周边陪葬墓时代最晚，属于苏贝希文化最晚阶段，但是不晚于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

图7　交河沟北墓地16号墓及陪葬墓平面图和随葬品线描图

交河沟北大墓及陪葬墓与吐鲁番盆地土著文化——苏贝希文化一脉相承。该文化始于公元前1000年，亡于公元前108年姑师人北迁吐鲁番盆地。从时间和分布地域看，苏贝希早期文化正是公元前176年以前称雄西域的大月氏人文化，而苏贝希晚期文化则为大月氏西迁之后留在故乡的小月氏人文化。交河沟北大墓附近分布有殉葬骆驼和马的祭祀坑，生动说明墓主人是游牧人。总之，交河沟北大墓的主人并非时下认为的姑师王，而是未随大月氏西迁的小月氏酋长。

《汉书·张骞传》记载：“建元中（约前138年）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故知大月氏西迁时的君王的头颅被匈奴人做了骷髅碗，没在交河沟北建墓，那么交河沟北两座大墓当为大月氏西迁后两代小月氏王之墓。交河沟北16号大墓及陪葬墓出有两件彩陶器，年代早于不见彩陶的1号大墓。若以30年一世计算，16号大墓约建于公元前146年（汉文帝中元四年）左右。交河沟北墓地1号大墓的陪葬墓（编号M01mj）出土了武帝五铢钱，其年代不早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发行五铢钱，不晚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吐鲁番盆地小月氏酋长归降汉朝。

值得注意的是，小月氏人还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山谷营造了一座与交河沟北大墓相同的偏洞室墓，今称“雅科奴尔5号墓”。据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介绍：

……还有一座巴泽雷克时期的坟墓也极有价值，这就是1939年格里亚兹诺夫在雅科奴尔草原（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斯特—康区）发掘的5号墓。

这座雅科奴尔古冢与戈尔诺—阿尔泰的大多数古冢有显著的区别。首先封土很大（直径约25米），用泥土堆成而非石砌。内部结构也很特殊。例如在穴口地表有两排用原木围成的特别木架。墓穴也不同一般，其平面呈椭圆形，埋葬时泥土填到穴口。墓穴以上即原木架内铺砌有几重矮石墙。清理查明墓穴西壁有一洞室，内有整木凿成的大棺一口，棺内葬一老妇人。虽然墓葬被盗，但仍可以断定，这个老妇人的葬式是仰身直肢，头向北。死者头上有冠，上面缝有“卷涡”状金叶。

这些金饰物上的透雕，与诺颜乌拉毡毯的多彩贴花、汉代中国的某些玉片，以及威巴特恰阿塔斯（哈卡斯）所出透雕薄片相近。这里还出土一把角梳，上面也有类似的纹饰，这说明饰物是按照纹饰专门挑选的。可惜由于墓葬被盗，无法较详细地研究死者的服饰。除头冠的饰物外，只保存有原先包住有棱大串珠的零星金叶，一件木质纽扣和一件刀身与刀柄连成一体的铁刀。

墓中没有葬马，死者头向北，墓穴作洞室结构，穴上砌有矮石墙，墓上堆以土——这一切表明雅科奴尔5号冢同巴泽雷克时期阿尔泰的其他坟墓有明显区别。所以，格里亚兹诺夫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他在报告中写道：“这里葬的是贵家女子，可能就是富有的游牧民族之妻，她是从远方异族掳掠而来的，死后虽然葬在丈夫的墓地，但却按其本族风俗下葬。”

从洋海墓地发掘资料看，偏洞室墓是苏贝希文化晚期才出现的墓葬形式，那么巴泽雷克偏洞室大墓当与洋海三号墓地和交河沟北墓地的年代相同，皆为汉代墓葬。如前所述，公元前1世纪，析罗漫山六千余口小月氏遗民曾经被匈奴右贤王迁往阿尔泰山的阿恶国，那么巴泽雷克偏洞室大墓的主人或为巴里坤草原迁往阿尔泰山的小月氏女酋长。

从洋海墓地随葬品看，月氏人早就开始“男牧女织”的游牧生活。西汉中叶以前，吐鲁番盆地一直是月氏人游牧的大草原，因此苏贝希文化遗址或墓葬从未发现农具。洋海墓地出土的少量农作物或许从河西走廊或塔里木盆地交换而来。为了将中原农业文明传入西域，汉朝与匈奴在吐鲁番盆地频繁交战，史称“五争车师”。

“五争车师”之役实际上是汉朝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与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对西域的争夺战，最后以汉朝获胜而告终。于是，吐鲁番盆地开始进入农业开垦新时代。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北匈奴呼衍王以白山（今新疆巴里坤山）为中心试图重新控制西域。19世纪末，巴里坤县松树塘发现两块东汉碑铭。一块为东汉永元五年（93）汉司马任尚碑，另一块为东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碑，皆为汉军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所立纪功碑，也即东汉王朝与北匈奴激烈争夺巴里坤草原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公元前2～1世纪是中亚民族大迁徙时代（图8）。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鄯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图8　公元前2～1世纪中亚民族迁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