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龙平平编剧、张永新导演的《觉醒年代》，是一部有着高尚历史情怀、坦荡革命态度、风姿傲岸卓绝的历史剧。《觉醒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讲述革命前辈在风雨如晦、神州随时陆沉的关键时刻，横空出世顺乎历史的选择，以巍峨群像出现在东方大地之上。他们应时而生，他们是创造历史的角色，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催动了历史的枢纽，他们是人民英雄。

他们是一批年轻人，他们是一群在暗夜中找寻曙光的人，他们是一代主动剖析自我以身躯作为火炬照亮无限漆黑的跋涉者。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是怎样从迷惘中觉醒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正确道路是从哪里来的？领导中国从沉沦中的旧社会蹚出一条新路的组织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来自人民，他们来自旧中国的人民，他们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民，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却也是睁眼看世界、彻底反思中国的那一部分人民。他们无限热爱中国，深挚的渴望中国好起来，他们就是中国这片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江山

的一部分。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然而在1910年代，天下却是黯淡中有着不尽悲哀。军阀霸占着上层建筑，随时可能复辟帝制，失败又是难免的，而革命党也担负不起历史的重任。中国还有什么？残缺的河山，风雨飘摇，老百姓只求活着。活着、挺住，对于普通人来说，人不如动物。那时候的鲁迅，还没有拍案而起，即便他早已经弃医从文，准确的说是在做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有着激情的师范生。那时候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在兜兜转转的忙活着，即将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长、教授，他们即将在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两大旗帜下，向旧中国、旧文化、旧思想发起卓绝的、有力的、颠覆性的新青年文化运动。

正如鲁迅在多年后回忆，新青年同人并非一直在一起。但是在本剧给出的叙事时空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从不同的思潮中走到一起，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进行改良、革命，以及实践。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党的成立、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战争到改革开放，从一带一路到精准扶贫，从两个一百年目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都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都是有理想有细节，这一切的发轫，缘起于一百年前的觉醒年代。

为什么觉醒？因为在铁屋子里，中国人都在昏睡着。即便有几个人不昏睡，有些清醒，但是对于近代社会的惨败冷酷无能为力，呐喊者有之，彷徨者有之，或积极、或消极，奈何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光明。那个时代的中国，已经沉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久矣。

旧中国的旧，在于几千年的老路子走不下去，新调子也哼唱不起来。君主制不行，君主立宪制也不行，咸与维新说得容易，总统制、议会制、联省自治、军阀、乡贤、无政府主义，你方未唱罢我已登台，搞来搞去，依然是几团乱麻。这样的时刻，必须要有新青年，有新文化的青年人，他们可以接受新事物，上下求索，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他们在中国扎根的前提，是要有所准备的人。

何谓新青年？从年龄上来说，是毛泽东、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他们。然而，显然觉醒年代的新青年指的更多是思想上的新青年，于是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独立卓绝的陈独秀、沉郁果敢的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创作第一人鲁迅、革新中国文化教学范式的胡适，他们作为教授级别的前辈（其实李大钊的年龄并不大），也都是新青年。新青年和觉醒，这两个要素，是那个时代的关键。接受新文化（不限于十月革命），就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就是带火者，就是领路人。科学与民主，启蒙与救亡，改造国民性，才能将困苦坎坷中的中国、中国人带出来，否则泥足深陷的中国将不知道未来会沉陷到什么层次。

《觉醒年代》既是写实的，又很写意，尤其是毛泽东和鲁迅各自出场的亮相，充满着足够丰富的细节，氛围也和他们各自的文章登对。《觉醒年代》与《跨过鸭绿江》等剧，构架出新范式的电视剧美学，故事梗概、主要人物、叙事任务、绝大多数细节，是客观的、近乎于纪录片，但却又有充足的、自信的艺术表达，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令观众沉浸于历史和艺术的况味。

毛泽东在雨天中奔跑，“野蛮其体格、文明其精神”身体力行。鲁迅笔下的《药》，以及各种懵懂的看客，无聊人比较现在侩子手的刀不如晚清时快了，更别说那些抢人血馒头试图给孩子治病的愚昧无知的人。更别说剧中，还有非常多的动物镜头，蚂蚁、兔子、鸡鸭、青蛙、猴子、有着顶戴的骆驼，闷热无比的旧中国，就好像一个不通风的大铁屋子，呐喊可能更要吓着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先觉醒的，当然只能是一小部分人，那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要一步步影响更多的人，墨化开了，才能在水中散开。《新青年》的读者、北大的学生、长辛店的工人（以及未来广大的农民），人民就是他们，他们虽然可能暂时性的愚昧，但是只要有人带头，有人告诉他们普遍的中国真相，以及革命的道理，经过长期卓绝的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尚书》《资治通鉴》到《毛泽东选集》，这也是一以贯之的道理。区别是有的，古时候的“道”与“德”，并没有充分而全面，通过唯物辩证法将历史的进程掰开来、揉碎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阐述清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新思想。李大钊最早进行报道，将之称为庶民的胜利，畅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战争、革命，在中国本来很常见的，过去的革命，本质上都是一家一姓、帝王将相的往事，即便是正史，那些叙述的字缝里，藏着的也满满是“吃人”两个字。一百年前的觉醒者，要唤起中国人的普遍，要启蒙他们看历史、看现实，自己觉醒、同人觉醒、社会觉醒、大众觉醒，中国人才能解放、才能站起来、才能屹立在民族之林。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1921年之前，逐步探索、认识并判断，在未来的中国的历史发展里，他们如中流砥柱自在，如楫如荡，这是一条危险而又光荣的大路，是最难的人生事业创作方法。《觉醒年代》就是讲给当前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一百年前的觉醒者来自哪里、为了谁，他们是激荡的爱国者，他们是伟岸的文化人，他们是不畏惧反对派的猛士，他们和而不同，他们不在乎枷锁、脚镣，外在的桎梏本质上是前行的必备品和历史功业的见证。在陈独秀看来，改造国民性，觉醒者应该随时在课堂，在监狱，在社会，事实上本剧中出场人物有很多人即将献出他们的生命。鲁迅的笔端如同匕首，而毛泽东则在农村建设了根据地，他们的斗争方式不同，却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