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开始，国民党就对中央苏区展开了进攻，至1933年，中央苏区已成功进行了四次“反”围剿斗争。

但就在这时，外国人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原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只是对军事上提出建议，并没有实际指挥权。然而，由于博古、王明等人的过度信任和捧高，李德很快成为了唯一拥有指挥权的人。

可这位军事顾问对中国国情一窍不通，行军打仗凡事都乱指一通，导致敌人在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吃了大亏，最后造成只能长征的局面。

在行军名单上，李德也提出了许多苛刻要求，凡是带病带伤的、怀有身孕或者小脚的女同志还有孩子都不准随军。

无奈，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只能将已经两岁的儿子毛毛留在了革命根据地，自己则被编入红军休养连。

行军没几天，贺子珍突然感觉胃里难受，身体乏力，经过与休养连中其他女同志交谈，她这才确定自己已怀有身孕。但既然长征已经开始，她也不可能再返回去，只好硬着头皮行军。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贺子珍临产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来到了贵州的白苗地区，贺子珍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四次分娩。

据休养连连长侯政回忆，那天下着小雨，天气灰蒙蒙的，贺子珍突然喊肚子疼。但此时正不是时候，因为敌人还在后面拼命追着，枪声很紧。

眼看孩子将要出世，同志们只好赶紧为贺子珍寻找合适的地方。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在路边找到了一个小草屋，屋里还吊着刚被烧着的开水。

把贺子珍抬到草屋后，休养连的医生李治就连忙为其接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和侯政在门外放哨。

一阵凄厉的叫声过后，贺子珍平安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但贺子珍只看了孩子一眼，就被担架抬着上路了。侯政和董必武则为女婴的去向做了善后工作。

侯政回忆说：“当时我们把孩子洗干净后，就用白布包着，我和董老商量后就决定把孩子送给附近的老乡，并写了一张条子。”

董必武在条子上写道：“我们要去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就寄养在你家里吧，她长大后还能帮你干点儿活。”之后，董必武又找来两个碗，上下一口，扣了两碗烟土，又拿出30块大洋，一起放入了孩子的包裹中。

董必武并不知道孩子将要送给谁，写条子、送钱也是为了让好心人收留她。

孩子最后究竟送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解放后，侯政还专门派人到白苗地区寻找，但由于当年留下的线索太少，始终没有找到。

后来，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长大了，她在为外婆回忆过往时，专门查找了关于这个女婴的资料。

据传，当年贺子珍生子附近一带的古蔺县白沙镇，流传着张二婆收养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个传说，认定确有此事。

可惜的是，张二婆只收养了小女孩三个月，孩子就因长毒瘤不治而亡，她是否为贺子珍生的那个女婴，再无迹可证明。

除了贺子珍，长征路上还有其他女红军战士也生了孩子，最后也没能找到。因此，长征时期不仅战士们是伟大的，那些被留在当地的红军后代也是伟大的，他们从出生就离开了母亲，从此生死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