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的南京刑场，方孝孺家族八十七口被处决的惨状，被后世演绎成"诛十族"的悲壮传奇。但鲜为人知的是，明代官方档案《明太宗实录》明确记载："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这份原始档案中既无"十族"之说，更未提及门生故旧遭难，揭开了中国历史最著名政治谣言的形成密码。

南京城破之际的建文旧臣中，方孝孺的实际表现耐人寻味。对比黄观投江自尽、徐辉祖巷战至死的激烈抗争，这位帝师选择静坐家中。宁波天一阁藏《建文遗臣录》披露，方氏族人早在城破前月余就停止转移财产，似有接受命运安排的迹象。其弟子王绅的墓志铭更显示，方孝孺在最后时刻仍在整理《周易》注疏，未见激烈抗辩的记载。

所谓"诛十族"说法，最早见于成书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作者祝枝山在书中将方氏灭门与蛇精复仇的志怪故事并列，其史料价值堪忧。更具说服力的是南京刑部档案《永乐刑案录》，其中详细罗列873名受牵连者，皆为方氏五服内亲属及门下弟子，未见"朋友一族"的记载。而方孝孺堂弟方孝复在洪熙朝获赦的史实，更直接否定了"灭门"之说。

"诛十族"传说的流布，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正德年间，文官集团为制衡皇权，需要塑造忠臣典范。方孝孺"诛十族"的形象恰好满足这个需求——既彰显士人气节，又暗讽永乐帝暴虐。这种塑造在《明史纪事本末》达到顶峰，编纂者谷应泰特意加入"诛十族"细节，却忽略《明实录》中赦免方氏幼童的记载。

明代刑律中的"族诛"实有严格限定。从杨玄感案到胡惟庸案，真正实施"灭九族"的案例不过三例。出土的《大明律》注释本显示，所谓"九族"仅指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且十六岁以下男丁可没为官奴。永乐朝处理建文旧臣时，实际处决率不足七成，远超半数的涉案人员被流放或充军。

方孝孺形象的演变，折射出明清史学的深层矛盾。台北故宫藏《永乐朝奏议汇编》显示，朱棣曾下令销毁建文朝实录，导致后世修史者不得不依赖民间传闻。这种史料真空，为文人加工提供了空间。清修《明史》时，编纂者刻意保留"诛十族"说，实为警示臣民忠君之道，却意外制造了持续六百年的历史迷案。

从方孝孺到秦始皇的身世疑云，历史真相往往湮没在政治需求与民间想象的合谋中。南京方氏祠堂现存《族谱补遗》载，其家族在明中期已恢复祭祀，这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地记录着那段血腥往事。当我们重审"诛十族"传说时，看到的不仅是某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记忆被权力重塑的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