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都是由宗室藩王发起的叛乱，性质一样。但由于二者历史环境的差异，导致结局截然相反，前者叛乱很快被平定，后者则摧毁了西晋帝国。

我们先简述一下这两场叛乱的始末。

刘邦建立汉帝国后，为了防止军功集团的威胁，先后将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七大异姓诸侯王先后剿灭，仅剩一个忠心耿耿的长沙王吴芮。

此后，刘邦与功臣派定白马之盟，并册封了九位刘氏宗室为诸侯王，作为朝廷的宗藩。这些宗藩的使命就是防止以周勃、陈平、曹参为代表的功臣势力作乱，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汉文帝在位时，功臣势力逐渐被清除，而藩王却因为独立于中央的权力呈现失控之势。以吴、楚、赵、齐为代表，独天优厚的财力成了他们对抗朝廷的资本。

但碍于国力，汉文帝采取了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之策，以更温和的方式压缩诸侯王的生存空间，其中齐国被一分为七，极大地削弱了原齐国的势力。

汉文帝不敢强行推进削藩策，除了国力的原因还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他的皇位有“争议”。当初，功臣势力“平诸吕之乱”后，将手误寸功的刘恒（汉文帝）推上了皇位，而首功之臣齐王刘襄不光梦碎皇位，他与两位立下大功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后来，刘兴居叛乱、刘长叛乱，其实都是诸侯王们对汉文帝的挑战，你这个庶系能当皇帝，我们都姓刘，凭啥不行？

尤其是汉景帝当太子期间，竟然因为下棋时的口角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导致刘濞对汉文帝、汉景帝父子的痛恨，以至于他公然拒绝入朝、广招亡命之徒，叛逆之心昭然若揭。

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令，先后削夺楚王、赵王、胶西王数郡，这些举动将诸侯王们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

当汉景帝下达削夺鄣郡、会稽郡的诏命后，吴王刘濞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反了，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人群起响应，“七国之乱”爆发。

事件爆发后，汉景帝很惶恐，他甚至做出了诛杀晁错试图平息叛乱的荒唐之举。

晁错的死丝毫没能阻止叛军的步伐，清醒过来的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统帅，全权负责平叛事宜。

周亚夫不愧为名将之后，他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以策应郦寄和栾布。

这两路人马速度极快，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五国都没能跨出都城就被灭了，根本没能发挥作用。

同时，他又将梁国当作一块肥肉扔给叛军，死死拖住吴楚联军。然后，他又悄悄绕过敌营身后，断了叛军的粮道。

面对挑战，周亚夫始终围而不打，将吴楚联军熬得弹尽粮绝，只好趁夜逃跑，结果被周亚夫一举击溃。

这场“七国之乱”来得气势汹汹，去得波澜不惊，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而“八王之乱”则要复杂得多。

西晋建立后，司马炎跟刘邦一样，采取分封宗藩以对抗功臣势力，先后册封了二十七位司马王爷。

司马炎临终前曾经留下遗旨，由太尉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但皇后杨芷担心父亲受到司马亮的掣肘，经司马炎同意，将遗诏改为由杨骏单独辅政。

这给野心家贾南风创造了机会，她引楚王司马玮为外援，发动兵变杀了杨骏、杨芷，并下令由司马亮、卫瓘为辅政大臣。

半年后，贾南风又勾结司马玮杀害了司马亮和卫瓘，又以司马玮矫诏为由杀了司马玮。自此，第一阶段的动荡结束，贾南风清除了所有的政敌，大权独揽。

此后八年，贾南风治下的西晋顺风顺水，社会稳定。但由于贾南风无子，而太子司马遹的生母谢玖又与贾南风不和，于是贾南风便动起了除掉太子的心思。

有一个野心家赵王司马伦浮出水面，他偷师贾南风，先鼓动贾南风杀了太子司马遹，又伪造晋惠帝的诏命杀了贾南风。在掌握大权后，司马伦又逼司马衷禅位给自己。

司马伦的篡位引发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的集体讨伐，“八王之乱”进入全面爆发阶段。

此后数年间，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又先后登场，他们与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囧、司马顒、司马颖一起，合称“八王之乱”。

除了上述八王，还有东瀛公司马腾、范阳王司马虓、平昌公司马模等宗室王公参与。但在这场乱糟糟的战乱中，你很难用“正义”和“非正义”来区别他们，几乎每个司马在扳倒“前司马”后，又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架空皇权的野心家。

当司马家族杀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李特悄然崛起，他们建立了汉赵政权和成汉政权。于是“永嘉之乱”爆发，刘渊之子刘聪攻破长安，俘虏晋怀帝，西晋帝国亡了。

“七国之乱”的起因源于朝廷的“削藩政策”，藩王们的叛乱其实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八王之乱”却是藩王主动挑衅皇权，而不是朝廷挑起的削藩战争。

然而，前者仅仅三个月就被平定，后者却持续十六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七国之乱”的战场有三块，一块是邯郸城，一开始齐地，另一块是梁国，是由地方爆发的叛乱。

前二者根本都没能走出国境，赵王甚至都没能走出邯郸城就被灭了，或者迫于压力投降了。只有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的军队抵达了睢阳，所以历史上也将“七国之乱”称为“吴楚之乱”。

这场叛乱对朝廷中枢没有形成任何影响，也就是说，“七国之乱”其实就是啃树叶的小虫子。“八王之乱”则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上来就直接“刨根”。

无论是第一阶段的贾南风乱政，还是后来的司马王爷们的混战，目标都是朝廷中枢，连晋惠帝都数次被送进金墉城接受“再教育”，羊献容更惨，在皇后位置上七上八下，差点被搓揉熟了。

事实上，西晋王朝就是在一次又一次不成功的重建中熬日子，直到再也没力气去摧毁了。当然，此时也就距离它寿终不远了。

帝制社会皇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七国之乱”之所以能平定，跟汉景帝这个定海神针有很大关系。

首先，由于他的存在，朝廷很快达成了同仇敌忾的意志，哪怕是不同派系的斗争也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这很重要，我们对比一下末世王朝，它们的灭亡无一例外都是内耗大于外患，即便被外敌刀架脖子也不会停止内斗。所以，汉景帝作为皇权核心，他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遗憾的是，憨憨的司马衷同学不具备这个能力，他从即位那一天开始，皇权就被杨骏、贾南风瓜分，存在感极低，更不具备在特殊时期的那种精神号召力。

那些司马王爷们也不大看得起他，每一个掌权的叔伯兄弟都拿他当空气，客气一点的还能将他供起来，不客气的就将他踢进金墉城吃牢饭，甚至直接取而代之。

这就是司马王爷们的粗鄙之处，对司马衷的忽视，其实让他们丧失了皇权给他们背书的机会。

刘邦分封时，宗室藩王占了大约全国两成的封地，但核心地区几乎有一半封地落入诸王之手。这已经很可怕了，但西晋更严重，全国七成的封地都在诸侯王手中。

封国有独立的税收，封国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会越少，相对于西汉，西晋朝廷的财政明显更困难。

西汉时期，诸侯国的兵力大约只有两三千人，而西晋则规定，一个两万户的封国就可以有五千常备兵力。也就是说，西晋诸侯王的军队数量远在西汉之上。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西汉的诸侯国兵马并不是由刘姓王爷们直接控制的，而是由朝廷派驻的国相和都尉掌握。王爷们要想夺兵权，必须闯过国相和都尉这一关。

事实上，当初淮南王刘安也想参与七国之乱的，但就是因为没能过得了国相这一关而未遂。

西晋则不一样，司马王爷们直接掌握封国的武装，军队的人事任命都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西晋的藩王实力远不是西汉的藩王所能比的。

这一点最重要，“七国之乱”本质上就是藩王为了个人的利益，与朝廷进行的武装冲突，除了诸侯王这个群体外，他们不会得到任何支持，甚至很多诸侯王都不愿意参与。

“八王之乱”背后站着的却是当世最牛的群体——豪门士族集团。

西晋就是靠豪门集团对出来的王朝，每一位王爷背后都是各大豪门家族，王爷们参与皇权的斗争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这个庞大利益群体而服务。

晋朝实行的“世兵制”，即世代相传的兵役制度，这些“世兵”与豪门结合就是后来军政一把抓的“门阀”。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其实就是七位王爷与朝廷的扳手腕，而“八王之乱”则是天下豪族集体参与的利益瓜分之战，哪个更惨烈还用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