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张春桥，好像是两个时代的人，不过，当年在上海时，两人却有过一次交锋。

确切地说，应该是张春桥像一条疯狗一样朝着鲁迅叫了几声，鲁迅只是朝他扔了一块石头，他就落荒而逃了。

张春桥是在1935年进入上海的，当时还只有18岁，本来踌躇满志，想在上海文坛一鸣惊人，却没想到才疏学浅，没有激起多大的浪花，让他很不甘心。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张春桥就把目标放在了鲁迅身上。

鲁迅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文坛的精神领袖，如果能得到他的推荐，自然就会身价百倍，名气大增，那么，张春桥如何能引起鲁迅的注意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山东老乡出面了。

这个人叫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对张春桥这个山东小老乡很欣赏，张春桥的不少文章都是在《大晚报》上发表的，张春桥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而且，这个崔万秋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人，鲁迅早就上了复兴社的黑名单，因此，崔万秋就给张春桥出了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呢？就是让张春桥写文章批评鲁迅，这样就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了，只要鲁迅写文章反击，张春桥就不用愁没有名气了。

另外，崔万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鲁迅当时已经得了重病，不能劳累和生气，而张春桥在这个时候批评鲁迅，就是在加重鲁迅的病情，让他早日归天。

不得不说，这个崔万秋还真是老奸巨猾啊！

一开始，张春桥还不敢直接向鲁迅开炮，就在1936年2月10日以“水晶”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萧军刚刚出版的《八月的乡村》，因为萧军是鲁迅非常欣赏的学生，《八月的乡村》这本书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的，所以，张春桥批评萧军和《八月的乡村》，实际上就是在批评鲁迅。

不过，张春桥的胆子还不够大，这篇文章写得过于隐晦，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鲁迅更是丝毫都没有反应，这让张春桥和崔万秋都很失望。

在崔万秋的鼓励下，张春桥又写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以“狄克”为名，发表在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上，文章的意思就是：现在的作家缺少外界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让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写得太随意，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严重不足，尤其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更是如此，最后张春桥高呼：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的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地执行自我批评！”

这篇文章的措辞写得很激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鲁迅自然也是注意到了，就专门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对张春桥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写道：

“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崔万秋看到这篇文章后，知道张春桥的文章开始起作用了，就让张春桥给鲁迅再写一封信，加大一下“药效”。

不过，张春桥这次却有点怂了，虽然也给鲁迅写了信，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求和”、“乞降”的味道，最后还写道：“我所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明了我的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的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

显然，张春桥并没有按照崔万秋的意思写，而是想跟鲁迅和解，让鲁迅“提携”一下自己。

但是，鲁迅早就看透了这种小人的心思，一直都没有给他回信，不想让这些小人脏了自己的手。

后来，鲁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作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可惜，当时的鲁迅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再写这样一篇长文了，最终在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年仅55岁。

鲁迅去世20天后，也就是11月9日，张春桥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深情”地悼念了鲁迅先生，好像他是鲁迅最忠实的学生一样。

但是，谁会相信呢？徒增笑耳！

（参考资料：《张春桥传》《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