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跨国的角度，通过考察激进主义者提高意识的实践，探讨了妇女运动的心理化。我们沿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北美女权主义者挪用和发展的心理学概念传播到德语国家，并被德国和奥地利的女权主义者翻译、采纳和转化的路线。

我们探索了当实践从美国传播到德语国家时心理化的过程，以及心理化的不同维度:心理学专家的话语在心理学学科边界之外的扩散，学术化，个体化和元心理化。对于后一个术语，我们旨在捕捉女权主义心理学和它的批判之间的关系。

心理学既是一门学术学科，也是人们感受、体验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心理学学科和它们的主题之间的这种自反关系经常被描述为心理学学科的核心张力。心理学化研究分析了心理学学科的话语是如何渗透到其他社会领域或塑造日常感觉、体验和行动的。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些线索，本研究分析了美国和德语国家，特别是奥地利，女权主义行动主义的心理化过程，重点是提高意识的女权主义实践。

对女性主义和心理学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已经能够记录，特别是对北美和英国来说，明显地存在着女权主义心理学这可以在专业组织、会议、期刊、教科书、手册和大学课程中专门促进心理学中的女权主义观点的章节中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还展示了“心理学界定关系的界限并使女权主义牢牢占据其位置”的各种方式。

与北美发展成熟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史学相反，还没有针对德语国家系统地分析过心理学和女性主义之间各种关系的历史。这种空白尤其明显，因为这种分析已经在全世界至少14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过。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提出，当历史学家主要关注学院时，一些知识生产的场所，特别是基于社会运动的心理学，并不容易进入视野。当谈到带有“大P”的学院化女权主义心理学时，我们依赖于“大P”和“小P”心理学之间的历史学区分，即介于“心理学的正式的、制度化的、学科化的”和“作为人们对生活进行意义化而一直存在的日常心理学”之间。

在区分“大P”心理学和“小P”心理学时，历史学家强调了自反性心理学的，即它的主题不断地反馈到心理学学科并对其进行转化的事实。理查兹曾建议用“心理学”这个约定来指代既包含心理学又包含心理学的心理学知识和实践。当我们遵循理查德的拼写时，我们使用术语“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学科和概念，如心理学专家知识或话语，来表示不仅在学术心理学中而且在更普遍的心理学学科中产生的心理学知识。因此，我们称之为学术化的女权主义心理学，其形式和范围是由心理学学科形成的，如女权主义心理学。我们进一步谈到心理学复数以强调不同女权主义方法的异质性。

为了分析德语国家中女权主义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特别关注奥地利，我们依赖于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研究了自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以来心理学对女权主义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心理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已经得到发展——不仅仅是从心理学学科本身的边缘发展而来以批判性地评估心理学专家话语对社会和主观性的影响。与分析女性主义对心理学的影响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史的许多研究相反，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学者关注等式的另一边，即心理学对其他社会领域或领域的影响。

女性主义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经常被研究为一个学术化或心理化的单向过程:历史学家要么研究了女性主义对心理学学科的影响，要么研究了心理学在女性主义中的作用。伊鲁兹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牵连到心理化过程。然而，伊鲁兹的一般主张需要补充一个更详细和情境化的说明，以关注各种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权主义活动家使用和产生的各种心理学的细微差别。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是如何围绕提高意识的实践挪用和发展心理学概念的，以及这些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德国和奥地利的女权主义者翻译、采纳和转化的。我们将提高意识的实践作为“审视女权主义和心理学相互关系的一面镜子”，并通过它来理解心理化是一个过程，发生在实践领域内的话语水平。我们首先探索心理学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集体“红色库存”发展的最早的意识提升概念中的应用。

这时，我们不仅注意到女权主义者和心理学之间的概念交换还涉及心理学化和女权主义者对心理学学科的批评之间的相互作用。接下来，我们分析了意识提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被心理化的方式，因为心理学学科的倡导者开始将意识提升作为女性的心理健康资源，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传播这种实践的更多心理化版本。

这本书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的心理化，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意识觉醒的跨国旅行的线索，因为它在1976年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妇科治疗，出版了几个版本，被活动家们使用。因此，在研究意识提升的实践如何从北美传播到德语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回应了将心理学的历史本土化的呼吁并探讨参与女权主义活动家知识跨国旅行的所在地政治。

通过关注添加到德语翻译中的章节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表明意识的提高在德语国家中被进一步心理化了。最后，利用档案资料，我们探索如何妇科治疗被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使用，因为他们开始了自我意识，因为意识提升在德语中通常被翻译为：翻译本身暗示了意识提升在德语国家传播时是如何心理化的。

大多数关于女权主义和心理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妇女运动的心理学化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高意识的实践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在提高意识的团体中，妇女通常会以小组形式聚在一起谈论她们的日常经历，她们会利用这种经验分享来分析她们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条件。在提高意识的团体中，领导人和官员阶层明显缺席。

提高意识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方法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总部设在纽约市的激进女权主义集体的成果纽约激进女性，由舒拉米思·费尔斯通和帕姆·艾伦于1967年创建，以及后来的分裂组织红色库存。而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者回顾了相当长时间参与激进运动，例如，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或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NYRW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处于新左派的边缘。

一些人在民权运动中而不是左派中接受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虽然大多数成员都是左派的边缘人物，但所谓的政客，即激进分子谁认为妇女解放是新左派的一个分支，和男女平等主义者支持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妇女将围绕她们自己的压迫组织起来。

在他们对女性受压迫的分析中，这些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经常使用黑人权力或黑人解放运动的类比，并将女性受压迫与黑人受压迫相比较。虽然红种人和NYRW人由白人妇女组成，但许多黑人、拉丁美洲人、印第安人和亚洲妇女是大多数白人主导的组织女权主义组织的一部分，参加了许多提高意识的团体，并与白人女权主义者几乎同时成立了自治组织。

1969年，NYRW分裂成不同的子群体，在艾伦·威利斯和舒拉米思·费尔斯通创立激进的女权主义集体“红色库存”后，“沦为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团体的保护伞”。红袜子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激进的女权主义，提高意识和行动的原则。

根据爱可尔斯，是红袜子最终普及了提高意识的做法。红袜队将他们的政治纲领建立在“通过附属部队提高意识、理论、分析和行动”的结合上，将提高意识概念化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方法，也是一种行动和组织的手段”。具体的政治步骤，以及提高意识的作用，可以在萨拉柴尔德向议会提出的提高女权意识的计划中得到证明第一次全国妇女解放会议1968年在芝加哥郊外。

鉴于像大多数其他激进女权主义者一样，大多数NYRW和雷德斯托克成员都受过大学教育，但正如埃科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无法从他们的训练中获益，我们将这种引文的缺乏解释为不是缺乏知识或学术无知，而是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心理学学科“定义了关系的界限”之间的心理学和女权主义，而是女权主义行动主义的社会领域。

鉴于在激进女权主义中，自我改变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心理学专家的批评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尽管积极分子严厉批评精神分析和其他心理学专家的论述，他们还特别研究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同一性的概念。而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学家突出了对精神分析发起的“第二次动摇”的批判，我们进一步探讨赫尔曼认为“心理文化”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的论点。

对萨拉蔡尔德所采用的一些观念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大量借鉴并改造了精神分析的全部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他们那个时代心理文化的一部分。她的提议旨在证明，在思考提高意识的问题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借鉴了他们那个时代文化档案中的一系列心理学专家的观点

尽管追星儿童没有明确引用精神分析文学，她在模糊的精神分析意义上使用了“抵抗”的概念，作为一种不愿意讨论并因此意识到某些话题。在追星儿童的例子中，抗拒变得明显，表现为认同、理想化、自我贬低、误解或现实回避。

此外，虽然上面列出的所有抵抗都涉及感觉、思想或行动的心理领域，但有些还是利用了精神分析的全部内容来更一般地描述心理发展，更具体地描述所谓的防御机制:在她对抵抗概念的使用中，萨拉柴尔德改变了安娜·弗洛伊德在1936年提出的防御机制的精神分析主题。

然而，在一个似乎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识”概念和精神分析术语“认同侵略者”并剥夺了它们最初的理论背景的概念移动中，萨拉蔡尔德将“对压迫者的错误认同”列为对女性自我压迫意识的一大反抗，从而一方面增加了对系统性权力关系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关注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体的心理功能性。

追星儿童并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中唯一一个使用精神分析术语来理论化和打击压迫的心理层面的人。安妮·科特阐述了通过信念进行压迫的概念，并解释说，被压迫群体总是认同压迫者，他们自己接受他们的“次等殖民地次等地位”，而派斯利基斯，最早的一个红色库存和纽约激进女性成员，传达了意识存在心理障碍的观点，并列出了阻碍意识的十一种思想。尤其是科特，她以强调“女性受压迫的心理层面”而闻名贯穿她的作品。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尽管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特别批评心理学专家的话语，这在当时提供了自我改变的霸权理论和实践，但心理学知识明显地(尽管隐含地)注入了意识的提高。卡斯特尔等人暗示了一种可能性，矛盾的是，批判性的反运动充当了专家知识，在他们的案例中是精神病学，传播到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推动者。坚持“使意识本身成为革命参与的场所”将第二波女权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左翼社会运动的治疗文化和解放抱负结合在一起。然而，激进的女权主义甚至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反文化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因为他们设计了这样系统的实践来弥合社会变化和自我变化。

我们发现心理学或其他心理学概念或实践的传播超越了学科的边界和不断新的领域，例如，社会运动，作为心理化的第一个关键方面这与我们的目的相关。然而，我们强调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在他们的知识生产中积极挪用心理学概念，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他们也产生新女权心理学知识。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些女权主义心理学是如何掉头回到心理学领域的。

在使用和产生心理学知识来理解压迫和解放的机制时，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心理学学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坚持认为提高意识不是疗法，而是集体行动的工具。此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提高意识团体的日益心理化，这是在这些团体在美国获得广泛和流行的牵引力后不久才开始的。在起草了一个提高女权主义意识的项目数年后，追星儿童敦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回到提高意识的根源，并坚持认为“提高意识的唯一‘方法’本质上是原则。它们是基本的激进的政治原则，去原始的来源，包括历史的和个人的，去人民妇女本身，去为理论和策略而经验”。虽然萨拉蔡尔德将提高意识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但她将“心理学”归入了“右翼自由主义错误”的标题下。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理由批评心理化。在北美，提高意识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经历了一个心理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妇女将利用提高意识来改善她们的福祉，并将省略过程中更多的政治步骤。这个性化曾经试图集体化和政治化的实践是心理化的另一个关键方面——也是心理化批判的主要目标。

特别是，活动家和左翼知识分子怀疑心理化将个人与集体社区隔离开来，并阻止他们采取激进的行动。自主性、自我实现、幸福和个人选择的义务被治疗文化的文献认为是个体化过程的核心特征，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吸收。相比之下，来自政治光谱另一方的批评者，主要是保守派代理人，反对治疗分散个人的公民责任。

意识提升越来越明显地反馈到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讨论和实践中。例如，在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期，关于提高意识与心理治疗的相关性的讨论出现在一些官方心理学出版物中。日记心理疗法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第29分部心理治疗促进会例如，从1973年开始，发表关于提高意识的文章。

心理学家也开始系统地研究意识提升的影响。然而，研究提高意识的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也强调了这种差异:与集体治疗相反，提高意识假设，例如，个人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关联。此外，提高意识的目的是建立平等和相互的关系，而在治疗中，治疗师和病人的角色是不可互换的。

这一发展指出了妇女运动心理化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称之为学术化。大多数与意识觉醒运动有关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受过大学教育，一些人参加过由学生主导的新左派组织，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些激进分子所借鉴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提高意识的实践越来越多地从行动主义的社会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领域，在那里它根据新领域的规则被转化；也就是说，提高意识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到心理学学科，在那里它被详细阐述为明确的女权主义疗法或其他主要基于群体的方法。

然而，女权主义者自己也以一种相当心理化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意识的提高。1974年，美国西海岸女权主义者安妮·肯特·拉什和阿尼卡·维塞尔·曼德发表了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治疗师米里亚姆·格林斯潘记得这本书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两本直接涉及“从女权主义角度看治疗”主题的完整书籍”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其他被一位女性主义治疗师的笔记由伊丽莎白·弗莱尔·威廉姆斯于1976年出版。与东海岸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德尔和拉什都是旧金山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在他的心理学话语和实践在德国扩张的历史中，坦德勒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政治参与与心理解放交织在一起的混合且往往矛盾的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改革精神的鼓舞下，思想和个人经常穿梭于心理学、咨询和治疗领域与左翼解放政治领域之间。不仅心理学专业将心理健康和思维、感觉和行动的方案政治化和社会学化，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如左翼干部团体、社区团体，还有女权主义团体，旨在通过纳入自我解放的心理实践，将社会、个人和性解放联系起来。因此，这些群体的成员通常认为心理反身性、知识和技术是政治参与的真正工具:社会和亲密关系的转变应该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出发点。

然而，作为坦德勒注意到，政治活动和关系的心理化很快就因其对情感的无差别欣赏而受到批评。对我们的目的很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心理化的批判本身加速了心理学话语和实践的转变，这导致了德国所谓的“心理热潮”。在心理治疗服务的扩展领域中，作为一种社会区分的方式，“对治疗和治疗化的批判或多或少从一开始就是心理热潮背景音乐的一部分”。对心理化的批判本身成为了保持心理化进程活跃的发动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美国和德语区妇女运动中的心理化过程，这些运动围绕着意识提升的实践及其各种后代而发生。我们已经论证过，意识的提升以一种已经心理化的方式到达了德语国家。我们不想建议随着意识提升的实践从北美传播到德语国家，心理化的线性发展。然而，我们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提升在其起源的背景下很早就越来越被心理化了，并且它以一种已经被心理化了的方式到达了大多数其他国家。

提高意识的核心不仅是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是弥合这种紧张关系的承诺。这同样适用于女权主义疗法，如曼德和拉什想象出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紧张局势从未爆发为冲突。事实恰恰相反:提高意识是一种有争议的做法，即使是在被认为开创和普及了这种做法的集体中。

在这些原始集体中，一些最普遍的冲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提高意识是否优先于行动的自我转化。美国妇女解放集体内部对提高意识的批评者表达的保留意见反映了早期提高意识实践者对这种做法的去政治化和个性化版本的关切，这种版本在它开始后不久就得到推广。这些保留意见在反对个人改变特权的警告中得到了回应，曼德尔和拉什提出了这一警告，慕尼黑的心理学家也提出了这一警告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似乎随着意识提升实践的每一次转变和实践发现自己所处的每一个新的环境，类似的冲突和争论会被重新提起。

笔者认为：为了理解意识提升的心理化，我们需要考虑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以心理化及其批判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特征:首先，心理化可以被框定为心理学专家话语在心理学学科之外的传播以及其他社交领域。我们已经论证过萨拉柴尔德的缺乏引用和与精神分析或心理学来源的明确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而心理学(主要是精神治疗)概念的明确挪用可以在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维也纳的积极分子不仅列出了他们利用的出版的心理治疗和女权主义资料，还列出了他们自己在心理治疗方法方面的训练。

第二，我们观察到女权主义者对心理学专家话语的提及或隐或显，这指向心理学化的另一个维度，它与心理学专家话语的传播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它:学术化。例如，我们已经确定了曼德和拉什的与精神分析或心理学作者的明确接触是学术化的标志。此外，我们认为，尽管曼德和拉什对学术实践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和谴责，但他们还是推进了学术化的进程。

事实上，有人可能会将这一论点推得更远，声称谴责学术实践本身就是学术化的标志。然而，请注意，学术化并不等同于将心理学专家的话语传播到其他社会领域，因为学术化也可能需要习惯性的学术知识相关实践，如仅当知识主张涉及科学“事实”的原则或“真实”与“不真实”的二分法时，才承认其有效性，或者不一定是学术界独有的但却是学术界一部分的实践，如引用来源、定义关键术语或接触主要来源。这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工作中看到的学术化的方面，因为意识提升的实践在关于心理治疗的科学出版物中被采用和分析而当心理学家开始使用规范的心理学方法研究意识提升的效果时。

第三个方面出现了，因为意识提升本身越来越学术化，并注入了心理学专家的话语:个性化。心理化作为个体化发生得相当早，因为妇女越来越多地使用意识提升来提高她们的福祉，而不是进展到过程中更政治和分析的步骤。尽管这一发展在早期受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个人福祉仍然是提高意识的一部分。这对于女权主义疗法中提高意识的残余尤其如此。在德语翻译的情况下作为疗法的女权主义我们已经指出，为“谈话小组”建议的做法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而提高意识也需要分析和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