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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公力推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五年后，邓公再一次踏上视察深圳的路，视察中，邓公沉默不语，但眼中有光。

他顶着旅途劳累看过商业区和工业区，又兴致勃勃地登上开工不久的22层商业大厦天台，俯瞰全景。

“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一百多栋高层楼房，是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

梁湘站在邓公的身边，用手指着远方，细细地讲着深圳下一步计划。

在场的陪同人员看着剧变的深圳，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惊讶。

他们谁也没想到，邓公几年前推荐的这个人，竟然真让深圳换了天！

自邓公决定，将深圳设立为第一个经济特区时，他便知道深圳的一把手不好挑。

中国的经济特区计划被他提出并被党中央确定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加快。

但无论是党内还是国内，都广泛存在不同的意见，且许多是非议之词。

有的人担心社会主义变质，认为“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还有人嘲讽，说深圳的特区不过是“香港市场的水货发源地。”媒体也下场凑热闹，发文分析深圳蕴藏的奥秘。

一时间，深圳一把手的位置成了烫手山芋，有人甚至把将要上任这个位置的人形容为“新买办”或者李鸿章。

邓公明白，在这种重压之下，一把手必须是一个敢拼敢闯，不顾及外界评价的大才之人。

邓公的心中出现一个人名，他几乎是毫无犹豫地便向组织推荐了这个人选——梁湘。

毫无疑问，如果说有谁能顶着无数争论建设深圳，那就只是性格刚烈的梁湘。

梁湘的刚烈性子是贯彻终生的，梁湘刚过十八岁，便想离开家乡加入红军。

不过他的母亲，却认为革命风险太大，容易丢了性命，打死也不许他去。

梁湘不顾母亲反对，毅然决定徒步去延安！

他能靠着双脚走到革命圣地，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者，可见他不怕困难的刚烈性子。

等到梁湘开始他的从政生涯后，这副刚烈的性子也一点没变，其雷厉风行的性格和敢于革命的态度，让邓公十分欣赏。

当邓公找到梁湘时，梁湘几乎没有犹豫，便担下了这份“苦差事”。

“组织需要我去哪儿，我便去哪儿，我愿意去！”

梁湘可不打算小打小闹，他搜集了所有关于经济特区的资料和研讨，带着上一任一把手留下的，关于深圳建设的蓝图规划，便坐上了火车。

1981年3月，62岁的他来到了荒芜的深圳，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当时，深圳毫无名气，从名字便能看出来，“深圳”的含义不就是一条深一些的小水沟吗？

说到广西省，人们想起的都是宝安，深圳只是一个摊开地图都找不到的小角落。

梁湘皱着眉头，亲自走遍深圳每条街，调研当地正在建设的工地。

他找到了深圳的症结。

前任担心国内影响，施政束手束脚，导致深圳毫无特色。

如果深圳还像这般“龟速”发展，只怕等到他任期结束，或是再过十年，依旧拿不出成绩，更别说成为中国独树一帜的经济特区了。

梁湘认为，打造经济特区的格局必须要打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口。

而他把宝押向基建工程，万丈高楼平地起，优秀的基建是吸引外资来华的根本。

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国外资本在深圳看到土地的价值，看到赚钱的希望，绝对不会放弃这片市场。

“想要富，先修路。”

基础建设，就是梁湘在深圳要走的第一步路！

他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严肃说道：

“我们搞的建设不要局限在那2平方公里，要把深圳整个38.5平方公里都用起来！”

梁湘心中装着一个梦想，他想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改革开放雄伟的版图，让其流芳百世。

如今，历史机遇把他推到了最高的浪头，他必须要珍惜现在的每一秒钟，干出一番事业来，不辜负邓公的信任和自己的理想。

梁湘新官上任三把火，而这三把火引发国内三场“地震”，无数人反对，他却顶着巨大压力，持续改革。

第一把火，烧向高楼大厦。

在他督办下，深圳方面物料、资金全力供应，希望先建好一座具有地标意义的商场——国际商业大厦。

第一个难题也迎面而来，大楼施工方不配合。

省建工单位按照一贯做法，把大厦项目分给了广东省内一家建筑公司。

本来，深圳方面已经腾出了空间，打好地桩，眼看就要建楼。

但这家建设公司却不急不慢，停下工程。

原因很简单，想动工，先加钱！

这家建筑公司见深圳政府催得紧，竟是在一个星期内三次提出涨价，不涨就不动工。

此外，该公司还要求按照老一套，由深圳方面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

这下可把梁湘愁坏了，双方谈判了整整两个月，打好桩的建筑工地又长成了草地，合同依旧谈不拢。

眼看时间耽误越来越久，基建计划被全盘打乱，梁湘恼火至极。

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撇开这个漫天要价的公司，自主招标！

“没有张屠户，我们也要吃带毛猪！”

他这个决定，可捅了建筑行业的马蜂窝，社会舆论四起，骂声不断。

这种招标在今天来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时却犯了大忌。

国企建筑公司已经习惯由省建工分配项目，再加上分配施工项目也有好几个专门的部门，吸纳了不少就业人口。

而梁湘的决定像一把大刀，砍到了这些部门的大动脉，让他们失去了权利，甚至是存在意义！

一时间，梁湘的名字被推上风口浪尖，遭到这些吃“大锅饭”的施工单元人员的口诛笔伐。

甚至有不少人，跑到深圳的施工工地又哭又闹，企图逼迫梁湘停止招标计划。

因为阻力太大，梁湘手下的改革团队也信心不足，畏首畏尾不敢干活。

梁湘咬紧牙关，顶在舆论的风口上，一步不退。

他明白，经济特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如果特区不能实行自主招标，深圳较之其他省市完全没有优势，改革将无从谈起。

至于队伍中有人唱反调，他决心扫除阻碍，鼓励战友们不要担心。

“我们眼光要长远，这场改革，不仅是为了深圳这327平方公里，还为了中国的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我们是改革者，谁想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梁湘说了狠话，唱反调的人至少在明面上不敢反对。

招标工作在重压下开展，八家其他省市和港澳的建筑公司投标。

最后，造价便宜，工期还短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标。

梁湘很满意这个结果，招标的公司相比之前公司更具有大型项目经验，质量也有保证。

最关键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中标公司不会消极怠工，开展建设相当麻利。

但是，也有人不满意，如国建委的一名副主任，率领了一个游说团前来给梁湘“提建议”。

“梁市长，你得首先让省内单位有活干吧？还有，港澳的公司怎么能到深圳来投标呢？这是主权问题啊！”

梁湘皱眉听完，心中颇为恼火，怒怼道：

“竞争才能促改革，不管省内省外，谁能干谁就干，什么是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别拿大帽子吓人！”

梁湘强硬的态度惊呆了游说团，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好打道回府。

在梁湘的激励下，一冶建设公司工程进展神速，创造五天一层楼的中国盖楼新纪录。

整座22层大厦，十六个月便圆满完工，大厦在质量更好的前提下，还比原公司的计划快了整整两个月。

第二把火，梁湘烧向特区银行。

由于深圳的财政预算有限，梁湘只能借贷搞基建。

在当时的年代，贷款只能用于工业，是一个共识。

搞基建本就是赔本买卖，更何况梁湘贷款搞基建，那是错上加错！

于是，质疑声不绝于耳。

不光广东省内的部门内部通报批评梁湘，从北京来巡查的负责人也多次批评深圳的“透支”行为。

梁湘对深圳借的款心中有数，对巡察同志强硬回复道：

“特区银行的存款余额是3.9亿，我们才借了2.4亿，怎么能说是财政赤字？我们贷款不是不负责任地贷，是有把握偿还的！”

贷款越借越多，梁湘手下管财政的负责人心中也拿不定主意，梁湘知道后坚定地对他说：

“你们大胆按照原定计划来，如果错了要负责，我来负责！”

负责人听到一把手都这么说了，心中再无担忧，大刀阔斧地继续借贷，基建计划得以如火如荼地继续开展。

梁湘的三把火，在深圳人民心中点燃。

梁湘明白，光有物资没有精神文明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要狠抓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设。

深圳大学、电视台、科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开荒牛”雕塑……300平方公里中，文化设施应有尽有。

有人认为“开荒牛”雕像要花8万元，比活牛贵多了。

梁湘态度却很明确，给深圳注入精神力量，远不是8万元能比的。

“雕像必须要搞！”

同时，梁湘也非常注重原则问题，如他办深圳大学，就有过一段小插曲。

当时，有一名外国商人，希望能在深圳办学，开出的筹码很高。

梁湘正愁办大学的资金不够，便带着宣传部长，两次前去宾馆与外商谈判。

但外商提出的条件，却让梁湘难以接受。

外商直言：不能决定大学里的课程设置，还必须收学生高额的入学金。

前两个条件，意味着我方不能控制大学的政治立场。

而高额学费意味着，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负担不起费用，只能招收大量外国籍的学生。

梁湘不希望深圳大学成为外国学生和资本的摇篮，哪怕这名外商多次加价，他也果断拒绝。

“靠人家靠不住，我们自己办！”

办大学的钱不好弄，1993年全年的深圳财政收入才一个亿。

屋漏偏逢连夜雨，梁湘病倒住院，大学副校长前来探望时，愁容满面地提起经费问题。

梁湘蹭的一下，在病床上坐直道：

“不用担心，就是我卖了裤子，也会把深圳大学办起来！”

正是在梁湘的以身作则之下，深圳在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底色之下尝试了无数大胆改革。

1984年，梁湘上任三年，深圳迎来巨变，而邓公，踏上了回访深圳的路。

1984年1月24日，邓公的专列抵达广州火车站，还没等广州军区负责人把邓公接去宾馆休息，邓公便开口：

“先去深圳，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公如此迫不及待，陪同人员深深感受到了邓公对特区的关切之情，没有再说保重身体的话，一同转车去深圳。

其实他们心中也很好奇，深圳，究竟怎么样了？

下午三点，梁湘时隔三年再次见到邓公，他并没有激动，开始沉稳地汇报工作。

“我们目前与外商签订2378项协议，投资达118亿港元，引进1.5万台设备，不少是八十年代先进设备……”

半小时后，梁湘汇报完毕，看向邓公，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情绪。

可他失望了，邓公平淡地吸着烟，陷入沉默，在场不少领导有些忐忑。

难道，邓公不满意？

梁湘轻轻吐了口气，继续发言道：

“特区是党和您老人家提倡的，深圳人民早就盼望你来看看，希望得到你的指示！”

邓公放下手中报告，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地区还在发展，你们讲的问题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

杨尚昆显然是懂邓公意思的，连忙插话。

“小平同志这次是来广东休息的，这些问题回京再研究。”

邓公没有再听汇报，提议出去随便走一走，不要替他安排行程。

邓公听到梁湘地汇报时，并非全无触动。

眼见为实，他想亲眼看看。

下午4点，邓公坐上汽车，汽车绕着深圳逛街。

整座深圳，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马路上跑的是重型卡车；工地上满是挖掘机和推土机，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不同于宾馆里的沉默，邓公目不暇接地看向车窗外，兴致勃勃地询问着梁湘：

“这是什么工地？这块地算做什么？那层高楼准备用来做什么？”

梁湘顺着手指向的高楼，连忙回道：

“那是国际商业大厦，有22层高。”

“哦？”

听到梁湘的回答，邓公不顾天气严寒，坚持要上到大厦顶端。

来到天台，邓公俯瞰整个深圳，眼中流露出别样的神采，他似乎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大厦近处，是整整两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也将是深圳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这里将源源不断吸入外资。

周围共有63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其中有18座已经竣工，拥有完备的供水、供电、供气和污水处理设施。

商业区周围，围绕着一百多栋居民楼房，是全中国高楼群最多的地方，也将成为最繁华的金融中心。

不远处，一座顶部带有圆形观光大厅的高楼拔地而起，非常显眼。

梁湘介绍道：

“那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建设难度极大，建成后，将是国内最高的建筑。”

邓公没有回话，但脸上淡淡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临近黄昏，邓公抬头远眺，饱览整个深圳。

由北到西再到东，他看清了梁湘指挥修建的55条马路，贯穿整个深圳，隐约看到了远方上百家工厂。

他看到了蓄势待发的深圳大学工地，看到了川流不息，充满活力的人群。

他看到了一座现代化都市，正在这个古老的国度诞生。

邓公一遍又一遍扫视着深圳，这个五年前还是小渔村的地方，仿佛怎样也看不够。

良久，他回过头，对着梁湘，终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我都看清楚啦！”

听到这句话，梁湘心中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他三年中骤然而白的头发，也被夕阳染出艳丽的色彩。

梁湘的改革赋予深圳灵魂，他那敢打敢拼的“拓荒牛”精神，如今依然是深圳的精神图腾。

在他的领导下，深圳抓住了风口，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

梁湘于1986年5月离任，走时，他的眼中饱含热泪。

“我在深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如果我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里；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有了这些“孺子牛”般的干部和无数辛勤劳作的工人，才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在这里，笔者为他们献上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