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李中权，时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治委员，将军回忆道：

“那个仗打得有多惨烈呀，我在纵队指挥所拿望远镜看，敌人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潮一样被打下去，反反复复，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又退下去。

战后我去到1连的阵地，前沿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躺着600多具敌人的尸体，几乎一个半营啊。

150多人的1连也只剩下了20几个，在1连的战壕里，一脚踩下去全是子弹壳，根本看不见脚下的黑土地。”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秘密南下，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辽沈决战已经箭在弦上，引弓待发。

9月30日，林彪离开他呆了两年的双城指挥部南下锦州。这一路上，作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其内心是十分忐忑的。

谭云鹤是当年林彪的政务秘书，老人回忆：

“他（林彪）需要把他的部队呢，从北满，从黑龙江齐齐哈尔输送到锦州，那么这个路程呢，有多长，在当年的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有1000多公里。

这么远距离的部队运输，我们当时主要还是要依靠铁路。这个铁路呢，是从齐齐哈尔开始，经过昂昂溪，再经过这个彰武，然后呢，最后到达阜新。从阜新再到义县。从义县到锦州的路程，就要靠这个公路运输了。

在长春和沈阳都驻有国民党重兵的情况下，而且国民党拥有制空权的优势下，这么长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国民党切断。”

大兵团作战劳师袭远，补给不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林彪，一路上林彪都很沉闷，情绪不是很稳定。

就连参谋和警卫战士都能看出来，这一仗打胜了就是大胜，一战可定东北。打败了就是大败，就要退回江北去，当时的东北野战军，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火车行驶到彰武时，林彪接到了一个不能再坏的消息，蒋介石从华北和山东调集的7个师已经开始在葫芦岛登陆，而葫芦岛距离锦州仅仅只有50公里。

这意味着敌人的10万大军最多在10个小时之内就能兵临锦州城下，使东北野战军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险境。

谭云鹤老人讲道：

“那封电报是我亲手交给林彪的，一收到这个电报，我就看出来了，林彪很紧张，这时候他就有些动摇了，“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这是他的湖北土话，他就是这么告诉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他就琢磨着又想回去打长春。”

面对战场形势的变化，林彪权衡再三，还是发出了那份让主席十分生气的电报。林彪在电报中写道：

“估计攻锦州时，需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援敌。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大为增加。以上两个行动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自接到葫芦岛增兵的这份电报后，命令列车停在彰武，当天就不走了，宿在彰武车站旁一户老乡的家中。

谭云鹤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

“第二天一大早，罗荣桓和刘亚楼两个人一起来到林彪那里。林彪不睡炕，炕上加了个行军床，睡在行军床上。我们三个坐在炕下的两个条凳上。罗荣桓就先说了，说打锦州啊，是我们和中央，和主席经过多久的酝酿才定下来的，是不是打锦州的这个决心还是不变为好？

林彪就让我去查昨天晚上的电报发了没有，没发就撤回来。我说，按惯例，已经八九个钟头了，电报早就发出去了。中央机要局收到以后，肯定也早就译完，打印出来送到中央首长的手里了。

我一说，三个人都傻眼了。林彪率先打破沉默，让罗荣桓执笔给中央重新发报，表明仍然按照原计划攻打锦州，决心不变。”

1948年10月3日凌晨，接到林彪的电报后，主席的两个回电先后到来。

第一个电报，针对林彪想回撤改打长春，主席说道：

“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回电中一连用了两个“不敢打”，措辞之严厉，语气之严峻，是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起草的所有电报中，绝无仅有的。

第二个电报，主席回复罗荣桓：

“同意所提意思，甚好甚慰。”

辽沈战役中，林彪关于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犹豫，终于尘埃落定。

1948年10月初，锦北一个叫作“邙牛屯”的小山村突然来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其中10多个军官模样的人进了一间农舍后，便将大门紧锁，几乎足不出户。

村民们纷纷议论，认为在这里住的一定是个大官，至少是个团长，说不定是个师长。

实际上，住在这里的既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而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以及整个攻锦战役时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

锦州前线指挥所纪念馆管理处处长刘晓光，向记者讲述当年这里的情况：

“为了不让老百姓一眼就看到这院里的情况，当时这正门是关闭的，把隔壁这个院墙打开一段，走隔壁的院子，从隔壁那个门进来，然后绕到这个打开了缺口的院墙，进到里面来，有5间正房，这就是林彪的锦州前线指挥所。”

在这个指挥所外面，驻有一个120人的警卫连，负责这个院子的安全。

就是在这座小院子里，决定东北国共两军究竟谁执牛耳的战役决策，全部出自这5间正房。

林彪的卧室非常简单，他习惯大白天也把窗帘全都拉上，让这个屋子保持一种昏暗的状态，然后点上两盏油灯，这样便于他静下心来思考。

为了尽量不打搅林彪的思路，参谋长刘亚楼让所有的秘书、参谋、警卫战士都在鞋底上绑上一层厚厚的棉布，这会让行走时的脚步声变得轻一些。

从进驻“邙牛屯”之后，直至锦州战役胜利结束，除了登上帽儿山勘察地形之外，林彪几乎就没怎么出过这个小院子。

就在两盏昏暗的油灯下，林彪的脑海里，千军万马已经开始了厮杀，目标就是距此20公里的锦州城。

锦州不仅是蒋介石在东北的最后防线，也是蒋介石的心理底线。

蒋介石和驻守锦州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一样，根本没有料到林彪会劳师远征，冒着补给线被切断的危险，长途奔袭围攻重兵把守的锦州城。

蒋介石太知道锦州的重要性了，他非常清楚：

林彪如果打下锦州，就可以把50余万国民党军队堵在关外，彻底切断与关内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但是，林彪如若对锦州久攻不下，侯镜如“东进兵团”从后面袭来，与锦州城的范汉杰前后夹击，林彪则必败无疑。

而彰武又是整个东北共军的粮弹转运必经之地，只要将之切断，漫漫千里的回撤之路，无粮无弹的林彪将一败涂地。

此刻的锦州之战，直接牵动着全国战局，输则全输，赢则全赢。对于国共两军来说，这是一个均等的机会。

谁胜了，谁在东北就将全胜，胜者挥师问鼎中原。

谁败了，谁在东北就将覆灭，败者不可能全身而退。

面对蒋介石的东西对进战略，林彪采取的策略是：

以两个纵队在锦西以北的塔山采取工事防御，抵抗和消耗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采取运动战的方式，在黑山新立屯地区阻滞沈阳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为攻锦争取时间。

同时，以5个纵队25万人的兵力对锦州发起猛攻。

当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并不是泛泛之辈。他黄埔一期毕业，曾在胶东战场上与粟裕掰过手腕，平分秋色。

范汉杰自赴任锦州后，苦心经营，整训部队，依托城外的起伏山地，构筑坚固的外围工事，并用5个师驻守城外各处要隘。

在锦州城内，则以各种建筑物组成相互串连的核心工事，以两个师驻守城内做机动防御，整个锦州内外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

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9纵对帽儿山脚下的帽山屯及白老虎屯展开夜间突袭，一举打下了这些据点，揭开了锦州战役的序幕。

9月25日，范汉杰调集两个师，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守卫各个据点的9纵各部队反扑过来。

守卫白老虎屯阵地的，是9纵25师74团1连，150名战士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的立体攻势面前，仅凭血肉之躯与敌人一个团恶战16个小时。

照片上这座不起眼的小房子，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村庄，因此这里经常是大门紧闭。

开国少将李中权，时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治委员，将军回忆道：

“25号那天，天亮以后，敌人成批成批地攻上来，一直打到26号。那个仗打得有多惨烈呀，我在纵队指挥所拿望远镜看，敌人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潮一样被打下去，反反复复，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又退下去。

我们25师74团1连，150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0多个，退到一间小屋里面，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抱着炸药包，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幸好友军及时赶到，他们才死里逃生，得以幸存。

战后，我去到1连的阵地前沿，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躺着足足600多具敌人尸体，几乎是一个半营啊。

在1连的战壕里，一脚踩下去全是子弹壳，根本看不见脚下的黑土地。”

此役，东野9纵25师74团1连被总部授予“白老虎连”和“死打硬拼”两面锦旗。

这场激战让村中很多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2008年，央视记者到白老虎屯摄制影像时，村里一位老人告诉记者：

“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全村人谁都不敢出来。我那时是个小丫头片子，哭着找我妈，我妈去了叶家屯，我爸都不敢带我出门找我妈去。没人敢动，没人敢出门。”

1948年9月24日夜间9纵的突袭，是辽沈战役的揭幕战，宣告了锦州外围战的全面打响。

卫立煌得知锦州告急，紧急从沈阳向锦州空运部队增援。敌人每一架飞机的起落，对于林彪来说，都意味着攻击锦州的难度在不停地增加，封锁机场成为了林彪此刻刻不容缓的任务。

原林彪政务秘书谭云鹤回忆道：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8纵的一个电话却惹恼了林彪和刘亚楼。

锦州城有两个飞机场，一个荒废，一个在用。荒废的没有守军，在用的驻扎着滇军93军的一个团。

8纵奉命封锁机场，可部队却迟迟不见行动。耽搁近两个小时后给参谋长刘亚楼打来电话，问，两个机场，你让我们抢占哪个机场？

刘亚楼这才知道两个小时里，8纵竟然原地未动，瞬间勃然大怒，厉声喝叱：“你是吃草的？荒废的机场能降下飞机？”

林彪当即下令，由9纵代替8纵负责封锁机场。”

开国少将李中权，时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治委员，将军晚年对记者讲述：

“接到命令后，9纵立刻向帽儿山顶发动猛攻，于27日攻占了帽儿山顶阵地，锦州机场就全部暴露在我们的炮火之下。

27号早上，听到嗡嗡嗡嗡的响，只听得见声音，看不见飞机。再过一会儿，近了就看到了，一架接一架地来了。

那些运输机大得很啊，第一架降下来在跑道上滑行，我们没打。第二架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开炮了。几十门炮就冲着那个机场跑道砰砰砰地轰过去。

炮兵早把射击诸元提前标定好了，两架飞机很快就被打着火了，飞机上有汽油，轰轰两声，两架飞机都爆炸了。远远看过去，火光一闪，飞机成碎片了，上面的人也全完了。

其它飞机再不敢落地了，掉头飞走了，应该是飞回沈阳了。”

尽管9纵在帽儿山上成功的封锁了锦州机场，但8纵耽搁的那两个小时里面，卫立煌还是为范汉杰运来了两个团。

军委得知这件事情后，主席专门致电林彪：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义县地处锦北25公里，向西可进承德、赤峰，向北可达阜新、彰武，是东北野战军辎重和补给的必经之路。

24日外围战开始后，攻打义县的战斗成为了攻击锦州的一次预演。

义县城高墙厚，工事坚固，城根处有多处暗堡，城外又有十米宽、两米深的护城壕，四周布满地雷，易守难攻。

3纵司令员韩先楚在勘察完地形后，决定将突破口定在城西。

而和3纵一起作战的2纵5师却提出了异议。

原东北野战军2纵宣传部长朱鸿回忆：

“我们就想啊，不从西面突破，想从西南面突破。为什么啊，因为西面有座小山，敌人一定会在山上部署重武器，从西面强攻，部队伤亡一定很大。

而我们可以避开这座小山，向西南面开挖交通壕，尽量利用壕沟接近敌人后再发起攻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2纵5师的这一意见得到了3纵司令员韩先楚的赞同，他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改从西南方向一路开挖壕沟，向义县县城推进。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义县国民党守军眼睁睁地看着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向他们的城下不断逼近，却束手无策。

最近的壕沟与城墙仅有不到百米，2纵5师还将步兵炮推入壕沟朝城下的敌军地堡和雷区进行轰击，使得敌军的地堡被拔除，雷区则被炸出了一条路。

2纵5师发明的交通壕战法深得林彪的赞赏，他及时电令各纵队大力推广这种战法，后来在扫除锦州城下火力点的时候，守军城上城下的交叉火力对我军这样的交通壕束手无策。

1948年10月1日，总攻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国民党暂编第20师1团团长赵振华，多年以后回忆道：

“解放军炮火之猛烈为前所未有，几百门大炮的轰击声压住了一切枪声，整个义县都在震动，做梦也没有想过，当年出关时的土八路，现在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炮兵部队。”

原东北野战军炮纵1师26团1连连长路水印回忆道：

“出关三年，我们的炮兵部队在炮纵司令员朱锐的悉心打造下，已经建成了一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比东北国民党炮兵更能打的部队。

而且，从锦州外围战开始，我军每一次进攻都是把大炮集中使用，强大的炮火成为了攻城拔寨的利器，再不是两年前的寒酸模样。

国民党军是守城守点，他们的炮兵是分散的。而我们是攻城略地，我们的炮兵是集中使用，火力的强度和密度超过他们几十倍。”

原东北野战军3纵8师政治委员刘光涛回忆道：

“刘震、韩先楚两个步兵司令和炮兵司令朱瑞在一起商量，最后定下来了。

炮兵不打城墙的上边，用排炮轰击城墙的中间，中间一塌，城墙上面就垮下来了，垮下来的残砖刚好形成一个斜坡，部队就可以顺着这个斜坡攻上去，云梯都不用准备了。”

10月1日清晨，在几百门大炮的轰击后，隐蔽在交通壕里的东北野战军指战员一跃而起，顺着炮火轰塌的城墙斜坡杀入城内，仅6个小时便肃清城内残敌，顺利攻占义县。

遗憾的是，炮纵司令员朱瑞在战斗结束后到城边观察情况时，踩中了一颗地雷，不幸牺牲。

朱瑞毕业于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是我军炮兵部队杰出的指挥官，更是我军炮兵这一兵种从无到有的创建者。

朱瑞的牺牲是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他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消息传回中央，主席对朱瑞的牺牲十分痛惜，并对东北野战军高层指挥官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

10月6日，主席亲拟电报发给林彪，电报中写道：

“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各攻城兵团为妥，务求保障安全。”

自1946年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已经很少亲自勘察地形了，基本上都是依靠地图和电报指挥作战。

但这次的攻锦作战非同寻常，林彪无暇顾及主席的殷切叮嘱，到达邙牛屯的第二天，便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和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徒步登上400多米高的帽儿山山顶，在这里开始了最后的作战部署。

李中权将军回忆道：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山上将整个锦州城尽收眼底，我们就站在旁边。刘亚楼对我们几个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讲，我们打锦州就是请你们几个吃饭，谁吃得快，谁吃得多，谁吃得好，我们就高兴喽！

当时我和9纵司令员詹才芳对视一眼，心里有底了，9纵肯定是主攻部队之一，我俩高兴极了。”

1948年10月的林彪，心情一直都是忐忑不安的。他不仅要面对眼前的10万锦州守军，还要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方向上，侯镜如、廖耀湘驰援锦州的20几万大军。

10月10日，塔山方向炮声隆隆，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开始向塔山发起攻击，而沈阳的廖耀湘西进兵团虽然没有直接援锦，却于10月12日攻占了彰武，切断了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

林彪知道，彰武一失，东野现有的粮弹储备只够半月之用，如果在弹药耗尽之前没能攻克锦州，那么所有努力就将功亏一篑，到时候想要全身而退都不可能。

随着阻援和补给的压力不断增大，总攻锦州已经迫在眉睫，再容不得丝毫犹豫了。

1948年10月14日清晨，激战了好几个日夜的锦州外围战渐渐沉寂下来，城外纵横的交通壕已经逼近了锦州城垣，近千门大小火炮严阵以待，只待林彪一声令下。

上午10点整，千门火炮一齐发出怒吼，火光冲天，炮声震地，90分钟的火力准备开始了。

开国少将，原东北野战军3纵7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道：

“炮兵狂轰4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接着打。在这90分钟的炮火急袭中，整个锦州的敌人被打哑了，他还不了手。

随着炮火延伸，好像那刮风似的，哗哗哗的，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实在是壮观！

我们就从炮弹底下攻到了敌人前沿。”

各路攻击纵队分南、北、东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东北野战军3纵从城北突破城墙后一路猛冲猛打，很快就冲到了现在的锦州航校、当时的辽西省府大楼。

原东北野战军3纵7师19团3营8连指导员翟文清回忆：

“敌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工事，兵力达1000多人。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实行强攻，速战速决，越快越好，要在两个小时以内把这个楼打下来。但这栋大楼火力强劲，很难接近。

因为这个楼呢，在突破口里边，整个的主力部队在后边进不来，堵住了。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要拼命打下这座大楼，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唯一的办法就是爆破，爆破组先后上去了几个战士都倒在了敌人的机枪下，我也是打急眼了，自己拿着最后一包炸药贴着墙角冲了上去。

我把两个牺牲战士手里的两包炸药拿过来，把它摞起来，把我抱着的那一包炸药放在最顶上，3包炸药摞在一起。那时候年轻啊，我才21岁，40斤一个的炸药包，我连爬带滚摞起来3个，也不觉得沉，就支在大楼底下的那个柱子上。

那个子弹都在头顶上飞，手榴弹在脚底下炸，那都不管它啦，打着算你的，打不着就是我的。

我晃了晃炸药包，不会倒，把导火索一拉，嚓嚓嚓就冒火，看着那个导火索烧一半了，保险了，我连打几个滚撤了下来，刚跳进一个弹坑，炸药包就响了，全营一个冲锋，拿下了这幢大楼。

我们连像这样的战斗，在锦州城内一个接着一个，当年那个子弹密集到什么程度啊，密集到可以在空中相撞。”

战至14日晚，范汉杰的部队已经分崩离析，东北野战军攻入城中的各路纵队势如破竹。

开国少将，原东北野战军9纵政治委员李中权回忆：

“我亲眼看着跑在前面的战士英勇啊，端着冲锋枪咔咔咔地打，追着敌人打。抄近路翻墙，一个踩着一个的肩膀就上去了，两米高的围墙，眨眨眼，一个班就全翻过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向北进，向火车站，和2纵、3纵会合，清剿退入锦州老城的敌人残军。这时候范汉杰已经带着老婆跑了，这帮残兵一听主帅都逃跑了，就再也没有抵抗的意志了，溃逃的溃逃，投降的投降。”

1948年10月15日黄昏，东北野战军肃清城内残敌，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此时距总攻开始仅仅过了31个小时，逃跑的范汉杰也在两天后被我军擒获。

锦州战役，这场雷霆万钧的攻坚战被永远地写入解放战争的光荣史册中。然而，战后统计，就在这31个小时里，东北野战军的伤亡达24000人。

原东北野战军3纵7师19团3营8连指导员翟文清老人离休后就居住在锦州，住所离辽沈战役纪念馆不远。

翟文清每次来纪念馆，都要到烈士墙来看一看，相比于纪念馆里那些冰冷的枪炮，他更愿意在这里驻足流连。

许多他曾经的战友，如今只剩下了一个个的名字镌刻在冰冷的石碑上，而更多的战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翟文清老人说道：

“在这面墙上我找了好几次，很多熟悉的战友牺牲后，名字却没有镌刻在这个纪念墙上。

我就找这个纪念馆，我说能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刻上去，纪念馆说不行，说碑上的所有名字都是从国家民政部誉抄来的，不经过民政部批准，是不能把名字刻上去的。”

2000年5月，在原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将军的提议下，义县银杏林场成立了。

与其他的林场不同，这里的银杏树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

义县银杏林场场长对记者讲道：

“总计160万军民参加辽沈战役，其中牺牲了5万多名。刘振华将军号召，我们这个林场，要达到种植160万棵银杏树，意味着辽沈战役参战的160万军民。”

——寓意以树代墓，以树代人，让其中许许多多没有被镌刻上烈士墙的无名英雄，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