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20日至9月10日的大同集宁战役，我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晋绥军区贺龙部共集结9个旅30个团，以及地方部队总计10余万兵力，与敌7个师（未满编）6万余人激战一月有余，在兵力两倍于敌的优势局面下，却以我军失陷集宁，被迫撤离大同而告终。

此役的失利，为即将到来的张家口保卫战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9月13日，借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跟随叶剑英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搭乘一架美军飞机由北平飞回张家口，急匆匆地闯进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办公室。

聂荣臻对杨尚德的突然到来大感诧异，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杨尚德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从里边抽出一支，中间掰断，里边包着的是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杨尚德汇报道：“十万火急，这是打入敌人第十一战区的我党地工（地下工作人员）提供的敌人即将进攻张家口的作战部署。”

纸条上的字迹太小，聂荣臻戴上眼镜都不太看得清楚，马上叫来机要科长，一边让机要科长迅速将文字整理出来，一边让秘书通知罗瑞卿、萧克、刘澜涛、赵尔陆、耿飚等军区领导同志都过来办公室，听取杨尚德的详细汇报。

不到10分钟，机要科长已经将藏在烟里纸条上的文字整理誊抄出来了，情报显示：

东线，李文兵团第16军、第53军沿平绥铁路向怀来进攻。第13军从承德到丰宁（大阁）、沽源配合进攻。

西线，傅作义集团第35军的3个师、新编骑兵第4师、暂编第38师集结于大同集宁一线，准备向东线平推。第94军则作为总预备队在北平待命。

敌人总计5个军又2个师的兵力采用东西对进的攻击战术，即将对我军驻守张家口的部队进行攻击。

聂荣臻看完这份情报后，神色严峻地问道：“情报来源可靠吗？”

杨尚德附在聂荣臻耳边低声说道：“非常可靠，这是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亲自送出的情报，谢士炎是我们的同志。”

聂荣臻走到墙边，指着墙上地图中张家口的位置说道：

“张家口位于平绥线之上，是察哈尔的省会，是连接东北、华北、晋绥三大战略区的重要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既然情报可靠，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讨论怎么应对李文和傅作义。”

当天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对于坚守张家口，还是放弃张家口的问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有的首长认为守不住，弄不好可能被迫撤退，那损失可就大了。不如及早做好撤退准备，把所有物资，包括重型工业设备和熟练工人提前转移，带不走的则全部破坏，留给敌人一座空城。

而有的首长则认为，张家口西有晋绥军区和第3纵队等部队，东有冀热辽军区和第2纵队等部队，如果下决心坚守，我军总计20余万人的部队是有把握可以守住的。

为了形成意见上的统一，聂荣臻当即决定，于9月15日召开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关于张家口是守是撤的问题，拿到中央局会议上讨论后，再作最终决定。

1946年9月15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出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报告指出：

“大同集宁战役后，由于我军东线放弃承德，西线撤围大同，张家口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面受敌的态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要汲取6个月前东北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失败的教训，坚决不与敌人孤注一掷地比拼消耗。

如张家口这样的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也决不能轻易放弃！

针对敌人兵力不足的特点，我们的战略方针应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战役指导上应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

聂荣臻的意见，得到了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等晋察冀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认为必要时应该放弃张家口。

当天的会议，晋察冀中央局经过热烈讨论后，集体作出了准备放弃张家口的决定。

1946年9月16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弃守张家口的问题，提出：

“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 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消耗式的坚守”。

1946年9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

“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同时秘密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尽管中央军委及晋察冀中央局都作出了在必要时撤离张家口的决定，但接下来的日子里，来找聂荣臻司令员的高级干部仍然很多，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仍然力劝聂荣臻司令员不要放弃张家口：

“张家口，这是抗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舍得放弃呢？”

聂荣臻耐心地对这些高级干部反复进行说明：“我们要实事求是，能守住最好，实在守不住就要做放弃张家口的准备。”

1946年9月20日，聂荣臻司令员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

“以8个旅置于怀来、延庆地区，为主要防御方向，争取在运动战中歼敌一两个团，再扩大战果。

另一个纵队部署于西线柴沟堡地区，配合天镇、阳高地区的晋绥部队，防范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

另外，以杨成武、王平部的6个旅在平汉线北段实施进攻，对敌人进行钳制。

聂荣臻判断，东面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因此把兵力重点放在东面，投入这一战场的有1纵的第1旅、第2旅、第3旅，2纵的第4旅、第5旅，3纵的第7旅，4纵的第10旅和独立第5旅。

并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指挥机关，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力争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更多地歼灭敌人。

此外，还命令冀热辽军区的部队钳制敌人的第12军，冀察军区地方部队还动员了大量的民兵参战，全面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作战。

时任2纵第5旅旅长的萧文玖将军回忆道：

“聂荣臻司令员到2纵时，对部队干部动员讲：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必须在这里准备打恶仗，打大仗，顶住敌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张家口。”

从这时候开始，晋察冀军区从张家口往北岳山区大量转移作战物资，光105口径榴弹炮炮弹就有好几万发。

两年后的淮海战役，中野、华野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时，陈士榘指挥的华野特纵在打光了自己带来的炮弹后，这批从张家口转移出来的炮弹派上了大用场，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援作用。

聂荣臻在预见到迟早要撤出张家口的同时，对大型厂矿企业进行了搬迁和疏散，所有重型设备和战略物资的转运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

重要的机器全运进了山里，负责统筹转运工作的察哈尔省主席张苏同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物资转运工作的：

就连一箱被疏漏下来的钉子，都派人把它扔到了河里，绝不留给敌人……

1946年9月29日，张家口东线的战斗打响了。

敌人以4个师的兵力向怀来地区发起进攻，战至10月2日，敌进占东、西花园等地。

10月3日，李文兵团投入第二梯队的2个师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受挫后撤回东、西花园等地。

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亦于同日赶到南口，亲自部署部队从侧面迂回怀来，对我军实施四面合围。

10月7日，从北平赶来的敌总预备队第94军以2个师从怀来东南方向迂回成功，对我军完成包抄。

为粉碎敌人对我军四面合围的战略企图，聂荣臻命令1纵及地方部队2个旅、1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张网以待。

对于这一地区，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早前曾亲自实地勘察过地形，并作出了具体的战术计划。

郭天民直到晚年都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里的地形地貌：“打伏击战，那是再好不过的地形了！”

果然，随后的战斗中，在这里歼敌94军齐装满员、美械装备的1个团。接着，在南石岭、镇边城又打了两仗，共歼敌1600余人。至此，粉碎了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

东线战场一共歼灭敌人1万余人，挡住了敌人6个师的进攻。

在平汉路北段，杨成武、王平指挥的6个旅与地方部队、民兵相配合，对平汉路两侧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频频出击，连克4座县城，控制了125公里铁路，攻占沿线全部车站，歼敌8300多人。

延安新华社为此发布社论，将杨成武部平汉路北段战役的胜利，与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并列，誉为“南北两捷”。

本来，战局如若这样发展下去，我晋察冀部队完全可以继续以张家口为饵，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达成战前设定的战役目的。

但是，当李文兵团在东线受阻后，蒋介石下令把原属第十一战区的张家口划归到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这样一来，傅作义的地盘就扩大了许多，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西线傅作义部向东线迅速推进的积极性。

于是，惯于避实就虚的傅作义迅速调集2万兵力，避开西线晋察冀部队的设防区域，从集宁向东穿过数百里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地区，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

1946年10月8日，傅作义部成功占领了大清沟、张北。

对于傅作义的这次成功突袭，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彭富九直到建国后仍是耿耿于怀……

晋察冀军区二局的主要工作职能就是情报的搜集和破译，彭富九局长对于自己没有提前侦知傅作义部偷袭张北的行动计划，一直内疚不已，始终无法释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彭富九就找到了傅作义的原办公室主任，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从而得知：

傅作义当年横穿草原，突然插入张北地区的行动计划，事前保密级别极高，傅作义部所有电台都没有用国防部统一编配的密码，而是自己另外搞了一套新密码，使得我军无法侦测，更无法破译。

同时，傅作义部虽然没有破译机构，但突袭行动前架了好几部电台，连续一周对我军电台测向，侦听我军无线电的方位、波段，以及发报次数的多寡及时长，以此得出判断——

我军在张家口东西两面，以及西南面都有主力部队设防，而张北方向的兵力部署却极为空虚薄弱。

张家口保卫战失利之后，聂荣臻司令员在发给中央的检讨电文中说道：

“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直插张北估计不足。”

晚年的聂荣臻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写道：

“张北方向的兵力部署是个失招，仅仅在万全地区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进行警戒，另有第7军分区两个骑兵团，用以防备西面敌人骑兵之扰乱”。

傅作义的这步棋，使得我军西线部队一时调不到北线，而在张北阻敌的我军却又仅仅只有缺乏重武器的两个骑兵团，如此兵力想要挡住傅作义的两万人马，结果可想而知。

傅作义避实就虚的偷袭战术，确实比晋察冀军区的东西两面布防，明显高出一筹。

时任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

“傅作义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空虚，用少数部队朝兴和方向佯动，调集主力步骑两万余众，先头部队于10月8日占我南壕堑（尚义）、大清沟。

在张北担任警戒的第7军分区部队，误以为是小股敌人窜扰，即派骑兵两个团绕路出发，围歼该敌，张北只留一个连驻守。

同日，敌两千余骑（兵）乘虚直插张北，使张家口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正好我派警卫团团长李金石带一个营前去张北警戒，以防小股敌人袭扰，不想一到竟发现敌人主力，便同7分区部队一起拼死奋战。

我得知此情况，又派警卫团主力急速奔赴张北，但由于沿途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而迟滞了时间，到达张北时，敌大部队已陆续到达，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形势更加严重了。

聂总命我立即派参加集宁战役刚刚归建的教导旅，火速赶往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狼窝沟一线抗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张北地区被敌人突破后，张家口保卫战的失败就此注定，再无挽回的可能。

1946年10月10日晚，聂荣臻司令员在张家口部署最后的撤退计划。各级政府、机关、工厂以及部队留守处在做最后的转移。

撤离张家口的大路上，各部人员和车辆有序的梯次行进。汽车的数量并不多，更多的是载运着票子、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的大车和毛驴驮子。

由于战前就做好了充分的撤退准备，比较笨重的物资早就转移到北岳山区了，现在载运的多是生活用品。

聂荣臻是当晚21点撤离张家口的，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东山坡司令部大院开出，驶上宣化大道。

此前，各机关、部队全都安全撤完了，聂荣臻司令员的身后，只剩下教导旅在进行着最后的阻击了，除此，再无其他部队。

担负阻敌任务的教导旅，在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郑维山的指挥下，顽强地抗击着傅作义部队的追击，掩护整个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守军进行撤退。

10月11日上午9时，傅作义部集中4个师的兵力倾全力向狼窝沟阵地进攻，郑维山亲率教导旅与敌激战终日，在完成任务后，当晚撤出阵地。

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是我军最后撤离张家口的一支部队。

傅作义部占领张家口后，国民政府于次日召开国民大会，疯狂叫嚣：

“张家口一仗，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以军事手段解决全国问题。”

我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的时间，适逢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杜聿明集团的重兵压迫下，退到了南满、北满。

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广大地区都已被敌人占领，正值东北民主联军最为困难之时。

加上承德、张家口先后被敌人占领，冀察热辽地区与晋察冀的联系实际上已被敌军隔断。

在这样的形势下，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建议：把原隶属晋察冀军区管辖的冀察热辽军区转隶东北局，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1947年3月，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这样一来，就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基本满足了东北民主联军财政、兵员方面的需求，更为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补给基地。

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了著名的涞源会议。

虽然在张家口保卫战之前，晋察冀中央局就已经作出了“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的决定，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有很多干部战士在认识上并没有完全理解，在感情上更是转不过弯来。

不少人发牢骚：“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军手中夺回张家口，这才一年多点儿，现在却转手送给了国民党，我们还得继续钻山沟，这打的什么仗呀？”

更有人“事后诸葛亮”，对于弃守张家口说长道短，大发议论。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部队的思想，聂荣臻司令员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出重要讲话。

聂荣臻司令员在这次会议上具体分析了当时张家口的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

敌人集中那么多兵力，东西夹击，敌强我弱，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还是守不住。如果硬守的话，势必造成要守守不住，要走走不脱，那样的后果将是十分严峻的，必然打成第二个四平保卫战。

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战争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达到最后完全主动。

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

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嘛！

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澄清了糊涂观念，克服了悲观失望情绪，树立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张垣（即张家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聂荣臻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强调指出：

“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进一步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坚持长期自卫战争，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转变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形势。”

涞源会议之后，晋察冀军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逐步消除了干部战士撤离张家口之后的埋怨情绪，士气又重新振奋起来了！

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常委、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放弃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战前开会表决，我首先表示同意。党内的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因为放弃了平绥线，才能到平汉线上打击敌人的弱点。

我和聂荣臻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这是个正确的措施。”

本文资料引自——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郑维山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