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来年前，我因伤在武汉住院动手术，生活不能自理，请了一位护工，精明能干也帅气的湖北汉子，四十来岁。

湖北是我的第二家乡，武汉是我的第二家园。从1964年考上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到三湖农场，后到郧西县印刷厂，直到1978年离开湖北，前前后后，酸甜苦辣，14年。我的青春，我的奋斗，我的恩怨情仇，我的娶老婆、生孩子，在湖北。所以，我与犬子，都不愿说自己是“河南担”，总说是“湖北佬”。对湖北，有感情。扯远了，言归正传，说说那位割耳朵的小兄弟。真名实姓忘记了，只记得当年给他起个绰号刀哥。他喜欢我这样称呼他。因为在农场、工厂干过，底层草根，忍气吞声，忍饥挨饿，我与刀哥有亲近感，心相连，谈得来，视他为患难之交小兄弟。何况，我付的报酬为该医院护工之上限，床头柜上好烟好茶好水果，哥俩共享之。我请他谈谈人生经历，犹如新闻记者采访，准备写人物通讯，或报告文学。互相信任，不隔心，他“竹筒倒豆子。”武汉郊区的农民，已婚，生个女儿。不幸的是，几年前，出大事，他被判刑几年，在劳改队里苦熬，刚刑滿释放不久。为什么判他？因为他割掉人家一只耳朵；他为什么割人家耳朵，因为那人睡了她媳妇；那人为什么睡他媳妇？是“打皮伴”（武汉土话，通奸的意思），还是强奸？他没明说，我也不便细问。反正，睡了，割了，被他生擒活捉于现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一手提溜着那人耳朵，一手出刀，割掉一只耳朵，血流滿脸。擦擦手，提着刀，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主要情节讲完后，刀哥喘口气，喝口茶，神态平静，水波不兴。我向他跷起大拇指：“割得好！割他个狗东西！”想想不对，瞬间我又改口：“咋不去法院告他？割他，把你自己也割进去了！值吗？”“老哥呀！那事没出在您身上，一口气，难下咽。再说，上法院，打官司，容易吗？”我无话可说，既不能赞扬他的“英雄壮举”，也难以对他进行法制教育。“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割也就割了，判也就判了，说啥也无济于事了。住院十多天，我俩相处融洽。当时，内人也陪护在侧。她脾气大，说话冲，有时难免说刀哥两句不中听的话。刀哥看我的面子，不计较。刀哥不在场时，我提醒内人，人家在帮咱，放尊重点！再说，你别忘了……内人摸摸自己的耳朵，听懂了。告别刀哥二十来年，时在念中。他今年应该六十多岁，不在医院当护工了吧！他有位在武汉某医院当护士的女儿，体制内，铁饭碗。但愿女儿孝顺，是刀哥晚年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