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美欧在对俄政策上的裂痕愈发明显。特朗普推动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试图通过停火和放松制裁让莫斯科重返国际体系，而欧洲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马克龙警告俄罗斯是“对欧洲的长期威胁”，欧盟筹集约8600亿美元“重新武装”，波兰总理甚至计划全民军事训练。这种“战争言论”与美国的和解姿态形成鲜明对比，背后深藏的，是欧洲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一种超越现实威胁、渗入历史骨髓的心理惯性。美欧关系因何必然撕裂？答案不仅在于当下地缘政治的分歧，更在于欧洲对自身身份的执念与对“东方他者”的长期戒备。

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延续了近500年的文明对立叙事。欧洲始终将俄罗斯视为“西方与东方的交界、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从神圣罗马帝国对抗匈奴，到工业革命后西欧以“现代性”自居，再到冷战时期的自由与共产主义的对峙，俄罗斯在欧洲眼中始终是“异类”——一个既令人鄙视又令人畏惧的存在。这种二元对立迫使俄罗斯只有两条路：臣服于西方，或成为必须被遏制的威胁。

这种历史惯性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彻底激活。马克龙以“末日语气”警告俄罗斯的扩张野心，欧盟副主席卡拉斯甚至呼吁让俄罗斯“解体分裂”，而普京却多次澄清无意攻击欧洲。米尔斯海默指出，俄罗斯以19万兵力入侵乌克兰，远不足以占领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更遑论整个东欧。但欧洲领导人似乎并不在意事实，他们的恐慌源于更深层次的心理：普京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挑战，唤醒了欧洲对“文明大门口野蛮部落”的古老恐惧。

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基于实用主义。他寻求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缓解美国在多线冲突中的压力，并将资源聚焦于对抗中国。然而，欧洲却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不惜重金备战，甚至不惜破坏美国的和平倡议。这种分歧的核心在于，欧洲的战略选择已超越现实威胁评估，而被一种意识形态使命感所驱动——遏制俄罗斯不仅是军事需要，更是维护“西方优越性”的象征。

法国和英国带头推动对俄强硬路线，马克龙计划派兵乌克兰，英国首相斯塔默认为“和平需以军事支持为基础”。这种姿态与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出一辙，当时英法同样因“遏制俄罗斯复兴”的恐惧卷入战争，而非直接威胁。这种历史重演表明，欧洲对俄政策与其说是理性防御，不如说是对失去文明霸权的焦虑反应。

相比之下，美国在冷战后逐渐摆脱了对俄的意识形态执念，转而以全球霸权平衡为优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逻辑不愿为欧洲的恐俄症买单，尤其是在美俄和解可能带来经济利益之时。这种利益与理念的错位，让美欧在对俄态度上渐行渐远。

欧洲对俄的强硬姿态还有一层隐秘动机：摆脱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马克龙多次呼吁“欧洲战略自主”，而对抗俄罗斯成为凝聚欧盟内部共识、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的和平倡议让欧洲感到被“抛弃”。特朗普政府不愿继续为欧洲的恐俄症“背书”，甚至可能通过与俄交易削弱欧洲的战略地位。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欧的分裂：欧洲不愿跟随特朗普，却也无力独自对抗莫斯科，只能通过战争言论和高调备战来掩盖内心的不安。

可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已彻底告别融入西方的幻想。从叶利钦时期的西化尝试，到如今的金砖国家战略和能源东移，俄罗斯选择了一条独立于欧洲的道路。这种“脱钩”让欧洲失去了一个“可改造的学生”，反而面对一个自信挑战西方秩序的对手。普京的无视与强硬，不仅是对欧洲权威的挑衅，更是对其自我认同的打击——如果俄罗斯不再需要欧洲的“文明指引”，欧洲的优越感又将何处安放？

这种失落感在乌克兰战争中被放大。欧洲领导人宁愿相信“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虚构叙事，也不愿承认现实，恐惧已深入骨髓，驱使欧洲不惜代价对抗俄罗斯，哪怕这意味着与美国的战略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