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树人，他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周建人。周家三兄弟都是受过系统且良好的新式教育，周作人、周建人的文化素养和人生成就，虽说比不过兄长，但在近现代中国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大哥鲁迅和小弟周建人，周作人夹在中间，好不是很好，坏不是很坏。

如果说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斗争符号、周建人是新中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人物，那周作人就绝对是一个文化汉奸。周作人参加过晚清的科举考试，止步于童试的第三个阶段“院试”。

见无法在这上面取得成就，周作人便改跟新学风潮，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更加实用的轮机专业。这一学就是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他出国名义是理科的“学习如何建造新式房屋”，到日后学得却是文科的西方语文。

留学期间，周作人同哥哥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文学作品。归国后，他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教书育人的人生道路。他先在浙江教了四年英文，又去北大做文学教授，后来还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他担任系主任一职。

早期的周作人是痛恨战争、厌恶战争的，但谁能想到，他会在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亲日投降”的代名词。他的妻子就是日本人，所以他有抗和亲两条路走，一开始他是偏向于抗的，可是一场威胁到生命的枪击，直接深度改变了他的思想。

那是1939年元旦，一位诈称是周作人学生的人，求见周作人。周作人欣然应允，后被此人开枪射击。如此近距离的射击，周作人竟然能活下来：胸间的一颗铜纽扣救了他。不同的人经历生死有不同的转变，周作人明显是变得更软弱。

凶手一直未能捉获，所以枪击真相始终众说纷纭。周作人坚称是日本军方搞的鬼，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总之在这之后，他开始接受汪伪政权的官职，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聘书，北大文学院筹办员、院长，华北政务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

有人会问，周作人的如此行径，作为兄长的鲁迅有何反应？鲁迅没什么反应，他早有预料：两兄弟因周作人日本妻子的挑拨（日本弟妹诬陷鲁迅调戏她），早已决裂。而且周作人接受汪伪官职时，鲁迅去世数年。

鲁迅曾评价周作人：“他有孩子大哭于旁而依然看书的本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鲁迅这是代指和比喻，好听点叫超然于外，难听点就是麻木不仁、不为所动。

1945年，周作人迎来历史的审判。他被逮捕后关进监狱。一开始是14年的有期徒刑，之后因太多文化界人士的求情，改为10年。1949年李宗仁代理民国总统时，周作人出狱，并迁居北京生活。《毛选》上的注释，是这样评价他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

胡适曾派人游说周作人离开大陆，周作人却反过来托游说者，劝胡适不要离开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搬进早年间在北京的老房子，专心写作和翻译。1951年，他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当他是汉奸，没收他的房子（其实北京法院也没这个意思）。

在毛主席的批准下，周作人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作为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有200元稿费（这在当时算很高了）。之后，他的儿子因被划右派没有工作，家里经济负担加重，他遂写信向中央求助。在康生、周扬的关照下，他的每月工资调到400元。1964年9月，社教运动到达高潮，他的工资因此回到200元。

到1966年5月，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稿费，他的境遇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挨打批斗，家被查封，住的不好，吃的不好。他感到生不如死，遂想结束生命。他两次给周总理写信，请求给予自己安眠药，让自己能安乐死。但没有回应。

有人会想了，周作人非要安眠药自杀干嘛？像老舍那样跳湖了结不可以吗？若他真有这种决心和行动，也不至于做汉奸。他就是怕疼怕苦。

1967年5月6日，83岁的周作人因病去世。他的人生悲剧完全是自己造成。其实以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周总理再怎么说也会保他，不至于连个回信都没有，奈何他的汉奸名声太臭，周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周总理甚至都没收到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