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一个在上海城隍庙卖“壮阳药”的小摊贩，用“借鸡生蛋”的法子，积攒下巨额资金，竟搬到上海法租界开了一家“中西大药房”。

他出售的“人丹”风靡上海滩，惹得日本人眼红不已！

这个小摊贩就是黄楚九，他积累原始基金的方式，很多人想破脑袋也猜不到。

1887年，黄楚九年仅15岁，刚刚丧父后就带着母亲来到大上海闯荡，母亲懂一些文化，她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出人头地，一个寡母费劲千辛万苦，供养他在城隍庙办的书院读书。

黄楚九性子跳脱，根本呆不住。

一下课，他就跑到城隍庙去逛街，渐渐就发现一个趣事。

一个年轻人被那些老板、商贩称为“浆糊大王”，他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浆糊大王做生意的想法可不一般。

因为商贩们隔三差五就会搞一个“大减价”、“优惠”等广告。

那时候又没有电子显示屏，全是用纸写出来然后糊在门上或者墙上。

笔和纸买了之后能放很久，浆糊却买不到。

浆糊大王发现这个商机后，他就把自己的衣裳当了100文，买来罐子、面粉、水，然后做了一罐子浆糊。

在这个水都需要花钱买的地方，商家们也不会白拿他的浆糊，每次都给个三五文钱。

这一条街足有二三百商家，浆糊大王一天少说也能挣个一二百文的浆糊钱。

后来，江湖大王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不仅是城隍庙，几乎是很多条商业街的店铺，都成了江湖大王的客户。

黄楚九听完江湖大王的创业故事，感叹“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他回家就跟母亲说，要去城隍庙摆摊卖药。

毕竟，他家里往上数六代都是郎中，只是到他这一代断了。

他小时候时常看父亲给人治眼疾，家中还有祖上传下来的《治眼七十二症方》，怎么想都比别人有优势。

于是，他扛着“余姚黄氏祖传秘制”的大旗，在城隍庙摆摊卖药，，卖的都是祖传药方里的明目菊花散、秘方鸡肝散、四神丸等...

黄楚九摆了一段时间地摊后，用积攒下的钱租了一家二马路上的店面，起名“异授堂”，专门出售一些制成药。

干了大约十年店面扩张，“异授堂”又搬到三马路上的一家二层小楼上。

此时，黄楚九还不到30岁。

母亲就劝他人要知足，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

商人的生意只要做顺了，就千方百计的将生扩大，而黄楚九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他将目标放在了上海滩风靡的西药上。

如果要说上海哪些地区最好，想必就是那些英租界、法租界。

这些地段上的店面，一个个贵的离奇，黄楚九既要租店面，又要购药，手头有些紧。

不过，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难事。

黄楚九将目标放在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姨太太王克琴，据说她是辫子军张勋的姨太太，张勋死后，她就带着手上的积蓄来上海了。

黄楚九就是看上了她的积蓄，想着要如何从她手里拿钱呢？

这天，黄楚九把自己打扮的人模人样，还抹上了生发油，梳了个三七分，买了一双新鞋子，兴冲冲的就去找了王姨太。

王姨太看到他，心想这个小赤佬怎么来了？

话说出口时，却十分客气的问：“黄兄弟怎么有空来找我，最近在哪里发财啊？”

黄楚九就把自己想开西药店的想法说给她，并称：“我就差了几百块大洋，实在凑不上这才找你来借了，等过几天一定还你。”

实话说，几百大洋是不够的。

可要是一下子借五六千大洋，任谁也不会借给他，这三四百只是一个“鸡”，后面生的“蛋”才是黄楚九的真正目的。

王姨太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三百大洋，并让黄楚九写了拮据，清楚的写上本金多少、利息多少、什么时间还！

王姨太倒也不怕他赖掉这三百大洋，毕竟一个做生意的，店面在哪，能跑到哪里去？

黄楚九见她拿出钱，客客气气的说：“我真是感激不尽，这三百我暂借10天，10天后连本带利一定还，你放心好了。”

黄楚九拿到钱后，他没有花而是选择放在了箱子里锁好。

等10天一到，他连本带利的把钱全还给王姨太了。

王姨太见钱还了，人顿时变得好说话了，笑呵呵的跟黄楚九说：以后要是缺钱，尽管讲不要客气。

黄楚九闻言面露苦涩，说自己最近买西药垫进去不少钱，确实还需要一笔钱，大约七八百大洋。

王姨太又借给他了，黄楚九拿回家照旧放在箱子里，到了时间后连本带利的还给王姨太，一分不差。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借钱、还钱后，王姨太对黄楚九十分信任，逢人就夸黄楚九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直到后来，黄楚九从王姨太那里借到一笔5000大洋的巨款，还款时间定为一年。

终于，黄楚九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利用这笔钱，将生意盘大做活，赚了一万多元，把本金和利息还给了王姨太。

在法租界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

黄楚九几次研究自己的药方都没成功，干脆买了别人的药方，起名“艾罗补脑汁”，说是一个叫“艾罗”的博士研制的。

他花了很大一笔费用，在报纸上宣传艾罗补脑汁的神奇作用。

甚至还说，自己将曾国藩的大儿子给救活了，西药加名人效应，当时的人哪见过这个“宣传方式”，很快一大批人被吸引来买艾罗补脑汁。

这让黄楚九尝到了甜头，他照着日本人的“仁丹”，出了一个龙虎人丹。

在抵抗日货的时期，打着中国人就要吃中国人丹的口号，将日本“仁丹”的客源吸走了很多，气的日本人将他告上法庭。

黄楚九花大价钱，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上海律师，日本人没告赢。

“仁丹”和人丹被判各卖各的，互不干扰。

日本人不但没搞倒黄楚九这个冒牌货，还因为这场离奇的中日药品官司，无意间给龙虎人丹打了一波广告。

日本仁丹可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还有英商韦廉士药局的“红色补丸”，黄楚九出了一个红色精神丸。

药虽然是仿制的，但药效还是有的。

因为当时的人大多没怎么吃过西药，这些有基本作用的西药还算有效果，不算是完全的“假药”。

生意越做越大后，黄楚九开始涉及其它的行业，香烟、娱乐、银行、证券、地产...巅峰时期名下有200多家商铺。

但他的主要业务，还是医药品。

1927年，黄楚九成立上海新药同业工会，依靠着名下21家医药企业和医院，成为上海医药界扛把子。

然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危机也在悄然来临。

1929年经济危机来临，他的银行也受到了波及，上海突然出现一股关于黄楚九想跑路的流言，许多储户害怕钱没了，纷纷把存在银行的钱给取走。

黄楚九就是以信用发家的，所以他很清楚信用对于一家银行的重要性。

为了储户能顺利取到钱，打消他们的“危机感”，他把自己手上的现金全投入进去了，还借了亲戚们5万元。

可惜，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大家还是继续取钱。

黄楚九积忧成疾，一年后就去世，他一倒黄家的企业纷纷跟着倒闭，只剩下最初的一家药企，因为在女婿名下所以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