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十月十七，汴京笼罩在秋雨与薄雾中。城南搬运工刘大在河滩芦苇丛发现一具无头女尸，尸体身着青绿色苏绣褙子，腰间银丝绦带沾满淤泥，右手小指骨节异常残缺。这桩案件由开封府司录参军赵允亲自呈报，惊动了正在核查秋赋账册的权知开封府包拯。
尸体脖颈切口平整如刀削，显是死后斩首。仵作验出死者年约二十五岁，左手虎口有长期握笔形成的茧痕，指甲缝嵌着的靛蓝丝线经辨认，竟是岭南特产的木蓝染色工艺。包拯冒雨踏勘现场时，发现泥地两串脚印：一串七寸三分的男子足印，步距四尺有余；另一串浅而小的足迹，似为女子缠足所留。
最关键的物证来自尸体袖袋——半枚带齿铜钥。钥匙表面铜绿斑驳，柄部阴刻"甲三"字样，齿槽中残留着黑色油脂。当夜，包拯召集幕僚研判案情，发现汴京七十二家柜坊的存物钥皆无此形制，而钥匙铸造工艺竟与工部十年前存档的"天圣制式"完全吻合。
青锦衣料藏玄机无头女尸所穿青绿褙子，成为破解身份的关键。织造局老匠人认出这是江南"双面错针"技法，需用孔雀羽线与金银丝交织，三年方能织就一匹。这种织物本为宫廷特供，但包拯彻查尚服局记录，发现庆历元年曾有批贡品因运河翻船沉没，清单中恰有二十匹同色织锦。
案件出现诡异转折：泉州商船沉没事故的幸存者供认，他们承运的"织锦"实际装在密封陶瓮中，瓮底残留的黑色粉末经辨认为辰州朱砂。更蹊跷的是，船板缝隙嵌着刻有道家符文的龟甲，与尸体掌心的残缺八卦图案如出一辙。
包拯派公孙策暗访城南黑市，得知半年前有批"宫货"通过漕帮流入民间。在虹桥下的鬼市，一个卖胭脂的老妪指认，案发前夜见过穿青绿褙子的女子与黑衣人同行，那女子右手小指戴着鎏金银甲套，走路时散发淡淡檀香。
带齿铜钥经硝石水清洗后，显露出"天圣五年工部监造"字样。包拯调阅皇城司密档，发现天圣五年为修奉先殿地宫，曾特制十二把玄铁锁钥。这些钥匙本应随仁宗生母李宸妃陪葬，但内侍省记录显示，明道二年地宫渗水修缮时，七把钥匙不翼而飞。
永丰仓甲三号仓的蹊跷往事浮出水面。老仓吏回忆，天圣年间该仓曾存放过地宫石料，某夜突发大火后，仓中留下五具焦尸，面目俱毁。包拯勘察旧仓遗址时，在残垣发现与铜钥油脂成分相同的松烟痕迹，疑似有人长期在此炼制丹药。
案件关联性陡然升级。刑部在虹桥下游捞起的半截衣袖，经比对与女尸衣物经纬密度完全一致。更惊人的是，衣袖内衬用茜草汁写着"兖"字，与仁宗幼子兖王赵俊的封号暗合。此刻，垂拱殿传来旨意：此案移交皇城司督办。
沉船符号现端倪泉州商船残骸中发现的道教符号，将案件引向神秘维度。公孙策比对《云笈七签》，确认龟甲所刻为"五狱镇魂符"，常用于帝王陵寝的厌胜之术。船舱暗格中找到的玉圭碎片，经鉴定是帝王祭天用的"玄苍玉"，这种礼器唯天地坛与皇陵地宫有权使用。
商船水手的证词揭开更大谜团。年轻舵工供述，在扬州装货时，曾见六名黑衣人抬着描金箱笼登船，箱角铜牌刻着"内侍省押班"字样。箱中传出女子呜咽声，随行宦官手持的象牙柄麈尾，正是三品以上内侍才可使用的制式。
包拯冒险夜探运河码头，在沉船水域捞出半块鎏金铜牌，上刻"掌药司"篆文。尚药局档案显示，这类腰牌持有者需每日向御药院呈报脉案。此刻，一个被掩盖的宫廷秘闻逐渐浮现——仁宗宠妃张氏的贴身宫女翠珠，恰于月前"暴病而亡"。
深宫迷雾锁真凶尚宫局记档中，掌药宫女翠珠的死亡记录疑点重重。其"暴毙"当日，御药院未有诊脉记录，而内侍省却特批用楠木棺收殓。更关键的是，翠珠右手小指幼年时被药碾所伤，与无头女尸特征完全吻合。
张贵妃兄长张尧佐的江南织造局，成为案情突破口。查访得知，天圣五年张尧佐任淮南转运使时，曾以修缮永丰仓为名，私调辰州朱砂二百石。这些朱砂的最终去向，与泉州商船所载货物形成闭环。
包拯在《乞查永丰仓旧档札子》中暗指皇室丑闻，提及先帝真宗曾用"五狱镇魂"仪式镇压李宸妃怨灵。此刻，刑部存档的关键文书离奇失踪，最初验尸的仵作举家南迁，商船幸存水手接连暴毙，所有线索在权力阴影下戛然而止。
庆历四年正月，案件被永久封存。皇城司在结案文书中称，无头女尸系"运河浮尸，无从稽查"，但包拯私札里留下"天时不予，人证星散"的叹息。民间却流传起"鬼新娘"传说：每逢雨夜，汴河畔便有穿青绿嫁衣的无头女子徘徊，手持半枚铜钥寻找仇人。
靖康之变后，金人在劫掠的典籍中发现端倪。某册泛黄的《内侍省用度录》夹页中，记载着天圣五年"赐张氏玄苍玉圭一，镇魇用"。而散佚的《张贵妃脉案》里，赫然写着"侍女翠珠携五狱符出宫，酉时不归"。
历史迷局鉴古今案件涉及的辰州朱砂，实为炼丹术士炼制"红丸"的原料，而仁宗朝正是外戚与文官集团角力的关键期。张尧佐凭借妹妹得宠，掌控江南财赋命脉，此案很可能是权力清洗的余波。
从刑侦角度分析，案件呈现典型"跨阶层犯罪"特征。青绿织锦指向宫廷，道家符咒关联民间教派，沉船货物涉及漕运黑市，多重势力交织成保护网。即便以包拯之能，亦难突破层层利益壁垒。
此案在《洗冤录》中的特殊地位，恰因它触及了古代司法的边界。当证据链延伸至皇权禁区，任何刑狱手段都失去效力。那些被刻意抹去的历史细节，反而成为后人研究北宋司法困境的绝佳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