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会是“立三路线”，即以一省或数省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导下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各地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将原有的有限力量暴露在反动派面前，使得各省组织领导机关遭受重创，进攻大城市的红军队伍也一度面临重大损失，这些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然，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或许能在深刻反思和批判这一路线错误的同时，更加客观真实的去了解当时的李立三。

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公园街18号建筑里，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等142人在此秘密召开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共六大。

之所以强调特殊，一来它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二来它确定了“领导机关工人化”的组织原则，对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革命斗争产生深刻影响。

于是，他顺理成章的一跃而成为最高领导人。但向忠发有自知之明，在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前，自己不过是李立三领导下的一个地方工会负责人，论能力水平都不足以同自己的“前任”领导李立三相比，更无法完全胜任这一最高领导职务。

1930年6月11日，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为标志文件的“立三路线”正式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出台了。此后，李立三相继制定了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革命口号曾在那个时期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词汇，其影响力丝毫不亚于今天网络上频频出现的热梗。

不仅如此，他在给指挥红军作战的教员信中直言不讳的表达了批评意见：“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尽管如此，身处战争一线的朱老总和教员并未完全按照这一激进冒险路线的指示完全贯彻执行，而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存红军有生力量。

二来，苏联方面给予的外部压力是一个至关重要影响因素。在那个共产国际统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李立三和向忠发很难有决心和勇气做出有悖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革命决策，由此注定了他会为对方“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错误形势估计最终买单。

不是谁都有像教员指点江山那般摆脱历史局限的能力与魄力，也不是谁都可以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成为知行合一的伟人的。

最后，持续3个月之久的这场路线错误在当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纠正，受到批判的李立三虚心接受了错误并进行了多次自我深刻检讨。

这种难能可贵的虚心态度让他得以继续以正常状态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努力和贡献，相比于冥顽不化的王明和变节投敌的向忠发而言，他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无论别人冠以怎样评价，至少在教员内心深处，是理解和认可李立三这位老朋友的。不仅源于二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湖南共同从事宣传工作的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打心里认同李立三这种知错改错的人格品质。

懂得了这些，便不难理解自1930年底赴苏联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李立三在缺席党的七大的情况下依旧当选为中央委员，更不难理解他在1946年回国后便出任国共谈判机构“军调部”的首席代表并在建国后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了。

试着去理解和包容李立三，便不难发现那种时代赋予他的熟悉却又难能可贵的闪光点。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同时代的张闻天、王稼祥和秦邦宪等一批勇于自我批评和提升的优秀共产党人。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