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的拂晓，吉林通化地区寒风刺骨，户外气温低至零下三十余度，严寒令人望而却步。而在通化市郊，上千名正值青春年华的日本兵士，身着单薄衣衫，双手被束缚，排列成数行，在东北联军的押送下，面朝联军，缓缓步入了寒冷的二道江畔。

在东北联军指挥官的号令声中，数千名战士紧握枪柄，拉动枪栓。枪声如雨，日本士兵纷纷应声倒地。他们的尸体或是被抛入冰冷的洞穴，或是投入汹涌的二道江中，更有传言称，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长大怒之下，下令队员用铁锹铲去日军士兵的头颅，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怒。按照常理，1946年已过去二战终结数月。作为由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历来对俘虏采取优待政策，那么为何他们会处决这批日本士兵呢？

通化事件的背景1945年，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遭受两颗原子弹的打击后，终于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被迫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随着那支钢笔在投降书上的缓缓滑动，通化人民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也随之宣告终结，重获自由。八月初，掌控东北众多县城的并非国民党，亦非中共，而是苏联红军的势力。22日，苏联红军挺进通化，并在此设立了司令部，暂时对通化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在此期间，社会秩序总体保持稳定，但也偶有苏军对通化市民进行侵扰的事件发生。众所周知，东北之地，被誉为瑰宝，曾遭受日军长达数十年的统治。这里工厂星罗棋布，矿产与粮食资源丰饶。为争得战略主动，八路军所属冀热辽军区于9月22日派遣蒋亚泉接受满洲伪省公署，并据此设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行署，以及通化市民主政府。

短短一个月间，八路军的行动迅猛异常。得益于蒋亚泉的出色能力，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通化市市长的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蒋亚泉所引入的干部群体主要限于政府范畴，并未涉及军队武装。这一举措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触发国民党政府的指责，另一方面则是鉴于与苏联的接洽尚未就接受议程达成一致。直至10月19日，东北局才派遣刘西元抵达通化，与苏军顺利完成了移交。至此，通化市的党政军领导机构才得以全部成立，这一进程领先于国民党军队一步。“在您所管辖的区域，应接管伪政权机构，构建全新的民主政权，构建武装力量，展开剿匪行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并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反奸细活动以及减租减息运动。”遵照上级的指令，刘西元、蒋亚泉与通化党委紧急召开会议，决议贯彻上级的命令。短短数周，通化市的生产活动便得以全面恢复，通化的人民群众重获当家作主的权利，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徐国通当时身为通化专员公署的一名基层干部，具体担任秘书处科员一职。他曾在抗大一分校完成学业，与宁有才、宋绍文并肩，一同从山东远赴通化。在其回忆录中，对通化接管初期的一幕幕进行了详尽的描绘：通化市内，大街小巷洋溢着欢声笑语，男女老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商店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戏院更是座无虚席。我们一行人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目睹了工人们井然有序地辛勤劳作，并探访了为我军培育首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受到，通化人民已安享太平，安居乐业。我心中顿时坚信，革命已然取得胜利，寒冬即将被温暖的春意所取代……。显而易见，徐国通坚信，通化市不久将步入安定与繁荣的轨道。然而，现实的情况远非徐国通所预想的那么简单或轻松。敌人正暗中潜伏，蓄势待发，准备发动一场武装的反抗行动。

反叛者的勾连通化是伪满洲国东边道的重镇，之前是伪通化省府的所在地。日本投降前夕，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驻扎在通化。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屡次派特务和伪政权人员互相勾结，企图接管通化。与此同时，分散在长白山区的日本投降部队及其家属也陆续向通化集结，流传在通化周围山区的土匪也趁机侵入通化城中胡作非为。一时间内，通化城内人口暴增，人员非常复杂。9月22日，通化市民主政府建立后，方在城内着手清理汉奸、伪警和日本投降部队，在城外清剿土匪。渐渐的，中共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国民党眼看中共在通化市扎下了根，眼看着民主政权发展壮大，也明白自己占领、接管通化的梦想成为了泡影。黔驴技穷之际，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背地里开始联络日本投降军人中的不甘失败者，企图借用日本投降部队的力量，达到实现占领通化，统治通化的野心。1946年1月22日，孙耕晓勾结隐藏在通化的日本战犯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际彦大佐，在孙耕晓的家中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说来也很搞笑，反叛武装的总指挥竟然有三个人，分别是孙耕晓、藤田实彦、姜际隆。也不知道三人一旦出现分歧，最后是听谁的。几人约定，以3000名日本关东军为骨干，策动大量滞留通化的日本军人、伪满军人、警察以及土匪豪强，并在民主政府、联军中策反160余人为内应，人数总计大约为一万多人。反叛时间商定为2月3日，主要攻击目标一个是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司令部，第二个是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个是市县的民主政府、县大队、法院，最后则是公安局、电话局、电业局，炮校、报社、机场等要害部门。

幸运的是，通化市公安部警察早就密切注意国民党孙耕晓等人的动向，丝毫不曾放松大意。早在2月2日的前几天，这一阴谋就被通化市公安部门破获。于是警察立即赶到轮盘街（反叛总部）一栋二层楼房上，查抄了资料，缴获了全部暴动计划，抓住了孙耕晓这个勾结日本的汉奸叛徒。在计划中，反叛武装的具体步骤则是：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其次在二曰三日凌晨，在玉皇顶上发火为号，只要看到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就照预定计划发起总攻。

得知计划后，专员公署机关召开了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行动，粉碎敌人的反叛阴谋。”尽管孙耕晓被抓获，但藤田还是逃走了。上级经过商讨，分析出暴乱分子有可能不会按照原计划进行，但也不排除暴徒会铤而走险，还是要打起精神，做好防备。果不其然，2月3日凌晨4时，通化城里电灯闪灭两次，全城一片漆黑。玉皇山上还燃起了三堆大火。几分钟后，枪声四起，喊杀连天。

交战最激烈的地方当属于专员公署大楼，又恰巧是大年初一，更是让人有些茫然。徐国通的战友刘西淼因为过于紧张，竟然走火了。不过同敌人交上了火，刘西淼又重新恢复了斗志。另一边，夏骏青做着统战工作，反复大声喊道：“对边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受了蛊惑，要是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夏骏青喊累了，就有朱科长继续喊。趁着休息，夏骏青还让人联系通化支队。几个小时后，守卫在公署大楼的警卫连，渐渐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退守在二楼。战斗又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外面传来了熟悉的呼喊声：“同志们，不要开枪，我们是通化支队的，来支援你们了。”

接着，守卫在大楼的警卫连和外面的通化支队开始夹击在一楼的反叛武装。一阵猛烈的反击，暴动分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反叛被彻底剿灭了。这场战斗，反叛分子被我军当场击毙了1000余人，俘虏了30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若干。几天后，反叛分子的指挥者之一孙耕晓遭到了处决，另一位反叛指挥者藤田被找到，进行了关押，后因急性支气管炎、肺炎恶化，医治无效，死在了通化的监牢里。次日凌晨六点，专员蒋亚泉发表了戡乱宣言《告通化各界父老兄妹书》。在宣言中，蒋亚泉讲述了平叛的全过程，鼓励通化市民不要受此影响，继续工作、生活。5天之后，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就平定反叛事件，联络各界，召开了座谈会，揭露了孙耕晓、藤田的罪行。对于那些参与反叛的日军兵丁，大部进行了处决，余下的十六岁日本人则陆续遣返回国。至于逃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悉数找到，并进行了公审。至此，反叛事件取得了彻底胜利。结语：通化反叛事件是一个插曲，对于民主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好在通化市民和公署专员始终在一起，才根除了反叛势力，还通化一个安宁。同时也要看到，在政权交接之际，是最容易出现动乱情况的。这主要和通化的政治势力离不开关系，国民党肯定会做些手脚，才会联络日本人，策动反叛。时至今日，日本还有政界人士对通化事件耿耿于怀，以至于不少神社还设有灵位，供日本人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