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特赦后发表《我所知道的戴笠》，周总理看后：沈醉，你害了我》
世人皆知沈醉是军统王牌特工，戴笠的得力干将，却鲜有人知这位曾让共产党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晚年竟成了周总理的＂夜读良伴＂。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后，一反常态地提笔写作，笔下的文字竟让睿智如周总理也彻夜难眠。当年那个追捕共产党人的军统特务，为何能让周总理如此关注他的作品？更令人费解的是，周总理为何会对这位昔日的对手说出＂你害了我＂这样令人震惊的话？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特务王牌的崛起
1932年的上海，正值军阀混战后期，各方势力在这座繁华都市中暗流涌动。年仅20岁的沈醉在姐夫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这个看似普通的入职经历，却为他此后近二十年的特务生涯奠定了基础。
沈醉初入复兴社时，被分配到上海区站执行基层工作。他凭借对上海地形的熟悉和敏锐的情报嗅觉，很快在同僚中脱颖而出。在一次针对地下党组织的跟踪任务中，沈醉独创性地运用了＂跳板式跟踪法＂，即通过提前布置多个观察点，实现远距离监控，成功破获了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这次行动引起了上级的注意。
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复兴社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在这次机构重组中，沈醉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被调入了戴笠直接领导的核心部门。戴笠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头脑灵活，而且在特务工作中展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
在军统局期间，沈醉参与策划了多起重大行动。1939年冬，他在南京设计了一个＂瓮中捉鳖＂的计划，通过散布假情报，成功引诱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情报小组暴露行踪。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日特的嚣张气焰，还缴获了大量重要情报资料。戴笠对这次行动赞赏有加，将沈醉提拔为特务组组长。
1941年，沈醉在重庆主持军统特训班工作期间，创新性地改革了特务培训方式。他提出＂实战模拟＂训练法，要求学员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情报搜集和跟踪监视训练。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特务人员的实战能力，被戴笠称为＂训练革新＂。
到1944年，沈醉已经成为军统局内部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之一。他不仅掌握着大量的情报网络，更通过多年的实践，培养了一批得力干将。在戴笠的授意下，他开始负责军统局在华南地区的全面工作，并在1945年担任了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一职。
这个位置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权力，也让沈醉得以近距离接触军统局的核心机密。他开始参与制定针对共产党的重要行动计划，并多次亲自指挥行动。在军统局内部，沈醉逐渐树立起了＂王牌特务＂的威名，成为仅次于戴笠的重要人物。
二、从叛逃到被捕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沈醉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这位曾经的军统王牌特工并未随大部队撤往台湾，而是选择了留在大陆。在重庆，他暗中接触了地下党组织，表示愿意投诚。然而，由于其特殊身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组织并未立即接纳他。
1950年春，沈醉辗转来到上海。在这座他曾经熟悉的城市里，他改名换姓，以普通市民的身份生活。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与新政府取得联系。4月的一天，他主动前往上海市公安局自首，详细交代了自己在军统局的所作所为。
然而，事情并未如沈醉预期的那样发展。考虑到他在军统局的特殊地位和掌握的敏感信息，公安部门对其采取了严密监控。1951年夏，有情报显示台湾方面正在秘密策划营救沈醉的行动。为防止意外发生，公安机关决定将其转移至北京看管。
在北京期间，沈醉被安置在一处特殊的房屋内。每天都有专人对他进行审讯，主要涉及军统局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和重要行动细节。起初，沈醉对某些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直到1952年初，一份来自台湾的密电被截获，证实军统局确实在策划营救行动，沈醉才开始全面配合调查。
1953年春，专案组在整理沈醉的供述材料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涉及到1946年军统局在上海策划的一起针对地下党的重大行动。通过核实，专案组确认这个案件造成了多位地下党员的牺牲。这一发现，直接导致了对沈醉的正式逮捕。
被捕后，沈醉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与其他战犯不同，他得到了相对优待。专案组允许他在狱中阅读书籍，甚至为他提供了写作条件。正是在这段时期，沈醉开始系统整理自己在军统局的经历。
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沈醉的罪行和悔改表现，以及他主动自首并配合调查的情况，判处其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同期其他军统要员大多被判处死刑。
从1954年到1960年，沈醉在北京第一监狱度过了近六年的监狱生活。在这期间，他不断写作，记录下大量关于军统局内部运作的细节。这些材料后来被证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他对戴笠的描述，为研究民国特务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60年初，考虑到沈醉的悔改表现和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特赦决定。这一决定的背后，据说有周恩来的直接过问。就这样，这位曾经的军统王牌特工，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生活后，重获自由。
三、特赦后的写作生涯
1960年获得特赦后，沈醉被安排在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写作环境。起初，他主要整理一些普通的历史资料，但很快，他的写作重心转向了自己在军统时期的亲身经历。
1961年春，沈醉开始着手撰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异常严谨，他每记录一个事件，都要反复核实时间、地点和人物。为了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他甚至向文史委员会申请查阅相关历史档案。在写作期间，沈醉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一个细节就要推敲数日。
1962年夏天，《我所知道的戴笠》的初稿完成。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它详细记录了军统局的内部运作机制，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书中对戴笠的描写尤为生动，从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到后来执掌军统局的权力巅峰，再到1946年那场神秘的空难，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载。
这部书稿很快引起了高层的关注。1962年底，周恩来亲自过问了这本书的出版事宜。据当时参与审稿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连续三个晚上都在批阅这份手稿。特别是书中关于1930年代军统局在上海的活动记载，周总理还做了详细的批注。
1963年初，这本书经过修改后正式出版。出版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见到沈醉时说：＂沈醉，你害了我。＂原来，周总理被这本书的内容深深吸引，连续几个晚上都废寝忘食地阅读，严重影响了休息。这句看似责备的话，实际上是对这本书最好的肯定。
书籍出版后，沈醉并未停下写作的脚步。1964年，他又开始着手整理军统局在抗战时期的秘密档案。这些材料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包括军统局与日本特务机关的较量，以及在沦陷区建立情报网络的详细过程。
1965年，沈醉完成了第二部作品《军统内幕》的初稿。这本书更加侧重于军统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对特务工作的具体操作手法有深入描述。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部作品未能如期出版。
即便在动荡时期，沈醉依然坚持写作。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军统局在重庆时期的反谍活动，以及与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战。这些材料被整理成多篇专题文章，存放在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档案室中。
四、作品中的重要揭秘
《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沈醉揭示了诸多军统内部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戴笠死亡真相的记载。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青岛附近坠毁。沈醉在书中首次披露，在事故发生前一周，戴笠曾收到多份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情报，警告他即将遭遇不测。
书中还详细记述了1941年重庆＂七七＂事件的内幕。当时军统特务以调查汉奸为名，在重庆大规模抓捕进步人士。沈醉作为行动的参与者，记录下了整个事件的策划过程。据其描述，这次行动最初的目标是针对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关于军统局的特工培训，沈醉的记载更是细致入微。在重庆白公馆的特训班中，学员们要经过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暗杀技巧、跟踪术、密电码学习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验课＂，学员们必须在真实环境中完成任务，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
1943年，军统局在上海发动了一场代号为＂春雷＂的行动。沈醉在书中首次披露了这次行动的完整过程。行动目标是打击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网络，但实际上军统也借机清除了一批与共产党有关联的进步人士。这次行动持续了近半年，造成大量无辜人员被牵连。
书中还记载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曾派出特别小组，秘密接收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留下的大量情报档案。这些档案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后来成为军统局在内战时期打击共产党的重要依据。
沈醉还揭示了戴笠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表面上，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实际上他也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军统局内部设有专门的档案室，收集各类政要的秘密资料，其中也包括国民党高层的隐私。这些材料被戴笠视为保命符，存放在重庆一个秘密据点。
关于军统局的经费来源，沈醉也做了详细记载。除了国民政府的正常拨款外，军统局还控制着多个秘密账户。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通过特务机关控制的商业机构获取的利润，二是向各地富商勒索的＂保护费＂。仅在上海一地，军统局每月就能收取数十万法币的＂特别经费＂。
在描述军统局的情报系统时，沈醉特别提到了＂锄奸工作处＂这个特殊部门。该处不仅负责打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专门设有一个对外合作科，与美国、英国等国的情报机构保持联系。1944年后，这个部门还承担了监视国民党内部异见分子的任务。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文献整理
1975年后，沈醉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历史档案的整理。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支持下，他开始系统性地整理民国时期的情报档案。这项工作持续了近十年，涉及数万份原始文件，其中不少是从未公开的绝密资料。
1976年春，沈醉受邀参与了一项特殊的档案整理工作。这批档案来自重庆白公馆的地下室，是军统局在撤离时来不及销毁的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了大量关于抗战时期特务活动的记录，其中有许多重要情报人员的真实身份资料。通过这些档案，多起悬而未决的历史案件得以澄清。
1978年，沈醉完成了《军统局密档》的编纂工作。这部档案汇编收录了1932年至1949年间军统局的重要文件，包括特务行动报告、情报员名册、经费账目等。特别是其中关于1945年后军统局改组的详细记载，填补了这段历史的多处空白。
1980年代初，沈醉开始协助相关部门核实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经历。由于他在军统局任职时的特殊身份，他能够准确指认许多使用化名的情报人员。这项工作对于平反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一些隐姓埋名的老同志恢复了真实身份。
1983年，沈醉参与了一项重要的口述历史工作。在一个月内，他接受了超过50个小时的专题采访，详细讲述了军统局的内部运作机制。这些口述资料后来被整理成文字，成为研究民国特务史的重要参考。
1985年，沈醉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名单。这是1946年军统局制定的＂特别监视对象＂名册，上面记录了数百名进步人士的详细资料。这份名单的发现，为研究解放前夕军统局的政治迫害提供了重要证据。
1987年，已经年过古稀的沈醉仍在坚持文献整理工作。这一年，他着重整理了军统局在上海的情报网络资料。通过这些材料，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了许多表面上是普通商人或文化人的特务。
1989年，沈醉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的修订工作。这是一部关于军统局对外情报活动的专题研究，详细记录了军统局与各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与较量。特别是其中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情报合作的记载，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90年，沈醉将自己保存多年的私人档案全部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批资料包括了大量照片、书信和日记，其中不少都是独家珍贵史料。这些材料的公开，为研究民国时期的特务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