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杨绛先生曾说：“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一句话道出了成长的内核。人只有主动进化，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完成生命中成长这个大命题。不过呢，成长这件事除了主观意识主导之外，更多是被痛苦倒逼着完成的。曾国藩的人生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曾国藩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都是有极高的江湖地位的：生前，他创建了湘军，取得了平定太平军的巨大军功，在学问、修身层面更是理学大家；身后，他是持续被追捧、学习的偶像级人物，其思想体系被许多人奉为圭臬。

但现实却是，曾国藩的大半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他的军功、学问、韧性、思想都是在逆境中获得的，逆境才是他实现自我迭代的最大势能。

首先，曾国藩是有主动进化的主观意识的。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上岸，殿试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然后就开启了他长达十四年的京官生涯。

由于曾国藩是出身于标准的农家，认知、见识、阅历都相当有限，再加上他资质愚钝，所以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和众人的差距，感觉到了自己和京师这个大池塘的格格不入。

在认识到差距之后，曾国藩就主动跟随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名流学习，并通过日记的方式不断复盘，勇猛精进，终是在京师有了些许名望。同时，曾国藩的仕途也是较为顺利，取得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奇迹，刷新了道光一朝的记录。

但此时的曾国藩在成长的路上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而已，因为，他做事的风格还是冲动、鲁莽，“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导致大家见了他都主动回避，甚至耻于和他坐在一起。

那种被集体所排挤、屏蔽的感觉导致曾国藩甚至产生了回家种田的想法。只是，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并没有内观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是主观的感觉世界是错的。

后来，在长沙办团练时，曾国藩又将他在京师的行事作风复制到了湖南官场，导致长沙“文法吏大哗”，甚至发生了被绿营兵所冲击的恶性事件。在和长沙同僚不能相容的情况下，曾国藩只能将队伍拉到了衡阳独自操练。

对于这段经历，曾国藩就曾在家书中回忆：“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

但这与他后来在江西的遭遇还是不能比，因为，在京师和湖南的诸多困境大多是由他主观所造成的，而在江西的困境除了他个人原因外还有许多客观困难，比如：兵败、被皇帝施压、没有粮饷、被同僚打压...

在江西，曾国藩与石达开狭路相逢，这是曾国藩军事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大劲敌。湖口大败，湘军战船被焚一百余艘，辎重损失殆尽，溃不成军，甚至连曾国藩自己的座船也被烧毁，船上的有关资料和曾国藩的日记都付之火海。

有时候，失败对于一个人的打击并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而是自信心的打击，这从曾国藩再次跳水自杀就能看出来。要知道，当时的曾国藩四十四岁，而石达开却只有二十四岁。

但战败对曾国藩的打击毕竟只是一时的，粮饷的匮乏却长期折磨着他，而湘军粮饷没有保障的主要原因还是，湘军是编外军、曾国藩自己没有地方督抚的实权。为什么曾国藩总是在争取地方督抚的实权就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粮饷问题。

更重要的是，江西巡抚陈启迈对于曾国藩筹饷还是严重不配合，甚至故意打击，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

为什么陈启迈敢如此对待曾国藩，就是因为，曾国藩当时的身份相当尴尬，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而已。

曾国藩被如此对待，湘军的境遇就更差，用曾国藩的话来形容就是：“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

当然，湘军被如此对待也和其纪律比较差有关系。

总之，军事上的打击、后勤困境和被同僚打压让曾国藩在江西是步步维艰，几乎就没有立足之地。用曾国藩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

对于此，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就曾如此形容：“曾公久驻江西，不管吏事，权轻饷绌，良将少，势益孤，列郡多陷害者。”

胡林翼在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境遇之后也是愤愤不平：“频年作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

就连和曾国藩不对付的王錱都对曾国藩的处境表示同情：“涤帅所处真是不易。”

在如此困局之中，曾国藩的做法却是打碎牙和血吞，硬忍，希望在军事上有所突破：“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

不过呢，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的清朝无论对于湘军还是他曾国藩的打击只会呈现出密集性的特点。针对江西战事不利的情况，两江总督何桂清密报军机大臣彭蕴章，认为都是曾国藩的原因：“误于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

彭蕴章将何桂清的话汇报给了咸丰，咸丰直接就是一顿挖苦：“若徒事迁延，劳师靡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

咸丰对湘军一直是抱有警惕的心态 图源/剧照

这明显是信了何桂清和彭蕴章的片面之词。不过，这也正常，咸丰不是康熙、乾隆这样的雄主，是无法在冗杂的汇报资料中对前方的军事和政治作出精准的判断的。

面对地方的排挤和朝廷的不理解，曾国藩直接反击，参劾陈启迈，将陈启迈在地方上的劣迹一一罗列，并作出陈启迈“恐贻误大局”的判断。

得知真相后，咸丰果断将陈启迈查办，并任命满人文俊为江西巡抚。只是，江西的人事虽然变更，但曾国藩和湘军在江西的困境却是一点没变，因为，文俊在前往江西之后也复制了陈启迈的做法，处处针对曾国藩。

这世上的事有些其实和人无关，而是一种结构性矛盾，曾国藩当时根本不知道，江西频繁的人事变更根本不能改变他在当地的生存状况，其单纯针对江西人事所发动的攻击只会使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当时曾国藩的状态简直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相比太平军的军事压力，官场的政治压力才是曾国藩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用其幕僚赵烈文的话来说就是：“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所有武将都会面对的困局。白起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最终却败于政治。王翦将兵灭楚期间考虑最多的也是如何应对后方政治。

曾国藩自从走上战场之后也会面临这种结构性矛盾，只是，他比白起和王翦所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人家好歹是实权将军，率领的是正规军，且后勤有保障，曾国藩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对于曾国藩在江西的这一段经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是如此形容：“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

就连一向对曾国藩有看法的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对曾国藩在江西的遭遇都是无限感慨：“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涤公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室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确实，单是“寸心欲碎”“绕室彷徨”这两句就足以还原曾国藩当时的困窘。再加上罗泽南等人的战死，就更增加了曾国藩的痛苦指数。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局总结起来就是：粮饷的困乏、皇帝的猜疑、太平军的强敌、同僚的掣肘、战友牺牲的打击。

人的承受力毕竟有限，这些困难所形成的负能足以将他推入情绪的漩涡。雪上加霜的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又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去世。

接到讣告后，曾国藩再也没有与现实博弈的勇气，在上呈了《报丁父忧折》没有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就直接和弟弟曾国华离开了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

咸丰当时对于曾国藩的擅离职守也没有过多纠缠，而是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三个月之后，面对朝廷的催促，曾国藩上了一封《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陈述自己在江西所遭遇的困局：“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

其实就是在给咸丰要地方的实职，认为只有给自己督抚的实职才能更好的指挥东南战事。

至于咸丰为何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其实还是结构性的矛盾所导致：湘军只是团练，咸丰怕曾国藩在得到地方的实职之后挟兵自重，用大臣祁寯藻的话来说就是：“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之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满汉之别是刻进清朝诸帝基因里的潜意识，所以咸丰既要利用湘军平定太平军，还要防止湘军的坐大，当然不能给曾国藩督抚的实职。这就是咸丰在湘军克复武昌之后已经将湖北巡抚给了曾国藩完了又马上收回的核心原因。

所以，面对曾国藩的请求，咸丰也就同意了他在家继续丁忧，回复：“着照所请。”

至于咸丰为何敢如此又是因为，太平天国在经历天京之变之后实力大损，再加上胡林翼已经收复了武昌，又进抵九江，咸丰觉得此时完全可以不需要曾国藩，正好借此机会让曾国藩出局，让江南大营的清军解决太平军问题。

史书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是：“人人皆以为大功可企足待，文宗益倚重江南军。”

咸丰想让清军坐收肃清东南的军功 图源/剧照

曾国藩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反而被解除了兵权。而左宗棠在得知曾国藩擅自离开军营的事之后也对其是一顿猛批，认为：“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

直接将曾国藩骂抑郁了，对此，赵烈文就在其日记中如此说：“督帅以忧归，左责其弃王事，帅深忿而不能辩。”

此后的曾国藩就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精神困局中，这一点，我们从其给郭嵩焘弟弟郭崑焘的信中就能看出来：“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典型的抑郁症。

如果说，在江西的曾国藩是陷入世俗的具体事情的困局中的话，那么此时的曾国藩则是陷入了情绪的沼泽中，难以走出来。

无奈，曾国藩只能拿起老庄的著作进行自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最终，曾国藩在老庄学说中得以解脱，甚至直接提升了境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那种思想层面的升华，曾国藩如此形容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形象还原了一个深陷精神困局中的人挣扎着爬出深渊的详细过程。

人呀，只能自救，也只能自己给自己答案。曾国藩通过在低谷中的内观、复盘终于认识了真正的自己，认识了这个世界：这些年，他所经历的种种困局表面上看是外界造成的，但本质还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太刚、对客观现实认识不够。

说白了就是一味的抗拒、对抗。

明白了问题所在之后，曾国藩挥笔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他，实现了所谓的蜕变。

在家丁忧期间曾国藩实现了蜕变 图源/剧照

所以，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面对现实完全就是另一套打法：接受现实的复杂，冷静而理智地对待，同时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之后的曾国藩才是如今大家认知中的曾国藩。

对于这两年的变化，曾国藩后来也曾回忆道：“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1857、1858）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怎么说呢，开悟的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问题，没开悟的人看到的都是世界的问题。

不过呢，相比胡林翼和左宗棠，资质鲁钝的曾国藩的开悟却是走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

此后的曾国藩才有了面对一切复杂问题的从容，最终拿到了一定的结果。

竹子，只有结节处足够结实才能面对任何天气的考验。

人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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