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迫使蒋介石抗日。然而，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却被蒋介石扣留，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东北军，这支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军队，为何在领袖被扣后未能实施营救？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遍全国，但张学良的命运却因此急转直下。1月8日，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发电，要求中央放回张学良，否则将不惜与中央军血拼，并请求红军助战。然而，这一强硬姿态并未能改变张学良被扣的现状。

2月2日，东北军内部发生“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军队瓦解，张学良也彻底失去了自由。

东北军的派系问题，可追溯至张作霖时代。奉系军阀内部，吉林帮、辽宁帮、外来帮各据一方，元老派、士官派、学生派明争暗斗。张作霖虽善于利用各派矛盾进行制衡，但郭松龄的造反却差点让奉系崩溃。

张学良接班后，为巩固地位，杀杨宇霆，此举虽震慑了部分元老，但也让他们对张学良产生了防备之心，部分人甚至与日本人勾结，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挑起“中东路战争”，意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结果却被苏联打败，这场失败不仅让张学良产生了对外战争恐惧症，也严重影响了其对日军的态度，为日后的不抵抗政策埋下了伏笔。

为掌握东北军控制权，张学良开始提拔王以哲、牛元峰、何柱国、刘多荃等少壮派。这些人在张学良时代成为东北军的主力，移防西北后更是成为了新的元老派。

然而，张学良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提拔新的少壮派，如应德田、孙铭九等人，这一举动与当时“三位一体”局势的形成密切相关。

张学良在剿共过程中受挫，尤其是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激战中，王以哲部损失惨重，两个师的番号被取消。张学良在南京得知蒋介石与红军秘密谈判后，深感被欺瞒，于是向杜重远求助。

杜重远建议张学良联合杨虎城、阎锡山、盛世才，甚至可以考虑联合红军，因为红军背后有苏联的援助。这一建议让张学良眼前一亮，他开始尝试与中共接触，通过洛川会谈、肤施会谈等，最终与中共搭上了关系，“三位一体”的局面逐渐形成。

然而，东北军内部的思想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张学良既要联共，又不能让蒋介石知晓，因为中统在东北军内部布下了大量的眼线。同时，他还要考虑将领和士兵的接受度，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共产党持有偏见。

为了推动思想转变，张学良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和“抗日同志会”。前者由王以哲担任教育长，负责培训军官；后者则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核心成员，致力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然而，随着少壮派的崛起，他们开始插手军队的各项事务，甚至试图挑战元老派的权威。这引起了元老派的不满和反感，王以哲曾形象地比喻少壮派和张学良的关系为“宦官包围皇帝”。这种矛盾在张学良被扣后更加激化，成为了东北军无法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在劝说蒋介石抗日成功后，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曾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指出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他在中央会出事。然而，张学良为了大局考虑，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南京的飞机。这一去，便是永别。

周恩来和王以哲等人料到张学良此行凶多吉少，但无奈无法劝阻。张学良在走前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杨虎城和于学忠，但这一安排却存在问题。杨虎城虽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但他毕竟不是东北军的人，难以完全掌控军队。而于学忠虽然忠诚于张学良，但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影响力有限，无法有效整合各派力量。

1937年1月，张学良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刑（后特赦但被军事委员会管束），这一消息传到西安后，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决定联手营救张学良。然而，由于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营救行动最终未能成功。

东北军在面对外部压力的同时，内部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一方面，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动荡。许多将领和士兵对张学良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东北军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北军被编入各个战区，分散作战。这使得原本就支离破碎的东北军更加难以形成有效的营救力量。同时，随着战局的推进和时间的流逝，张学良的营救问题也逐渐被淡忘和边缘化。

回首那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东北军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营救张学良，那么历史的走向是否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张学良的遭遇虽然令人遗憾，但它也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的和平与稳定，努力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共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