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秋，江宁城外的半山园内，两位白发老者正在梧桐树下对弈。六十四岁的王安石突然掷子笑道："七里山塘，行到半塘是三里半。"六十一岁的苏轼抚须沉吟良久，最终将棋子推回棋奁："此联当留与后人。"这对争斗半生的政敌，用一副无人能对的上联，为北宋新旧党争画下了最隽永的注脚。

庆历二年，19岁的苏轼在眉山老宅翻看《战国策注疏》，其父苏洵在旁批注："荆公此书，尽显法家精髓。"此时远在汴京的王安石，正以21岁之龄创下科举神话——本应夺魁的策论《龙说》，因批评皇室奢靡被仁宗压为第四名。

这对相差十三岁的天才，在皇祐元年产生第一次命运交集。苏轼守丧期满参加制科考试，以"百年第一"的评定震动朝野；王安石则在鄞县试行青苗法，首创"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惠民政策。欧阳修曾预言："王介甫经世之才，苏子瞻文章魁首，皆国器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带着二十载外任经验还朝。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痛陈时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宋神宗御笔朱批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拉开了变法序幕。

此时任直史馆的苏轼，却上《谏买浙灯状》警告："骤变则民惊，徐图则事成。"新旧两派在延和殿展开三十八日论战，王安石以"三不足"理论力压群儒，苏轼则用杭州治水经验反驳："堤坝溃于蚁穴，岂在朝夕？"

元丰二年，太湖畔的弹劾奏章飞入御史台。李定等人从苏轼诗中摘出"赢得儿童语音好"等句，曲解为"讥讽青苗法"。当狱卒将死刑犯专用的"蚕室"铁链套上苏轼脖颈时，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星夜驰奏："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份奏章中的考据令人动容：王安石列举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用典，力证其忠君之心；更以自己《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作比，强调诗人情怀。神宗御笔亲批"特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北宋文脉由此得存。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移汝州过江宁。两位贬谪之臣在王安石手植的八百株梧桐下，完成历史性的十日长谈。他们论及免役法与差役法利弊时，王安石忽然拍案："此法终不可罢！"苏轼却笑指窗外水田："昔日雇役，今者差役，百姓犹戽水灌田耳。"

临别前，王安石以"七里山塘"上联相赠，实为暗喻变法半途而废之憾。苏轼未对下联，却在《次荆公韵》中写道："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两位智者最终在儒家济世情怀中达成和解，正如司马光评价："介甫之才，子瞻之达，皆非常人可及。"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途经金山寺，看到王安石生前题壁仍墨迹如新，挥泪写下"江山如此不归山，岂得已哉？"的慨叹。此时距王安石逝世十五年，距苏轼离世仅剩两月。

那副未对的下联，八百年后在钱塘江畔有了回响——"九溪烟树，穿过半树是四溪半"。但真正堪配下联的，或许应是"万里江山，守至中流成千古愁"。新旧党争早已随江水东逝，唯有半山园中的智慧交锋，至今仍在提醒后人：庙堂之争终会消散，文化道统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