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6年的瓜步江沉船事件，成为改写元明鼎革进程的关键节点。当韩林儿的座船在长江倾覆时，这位名义上的"大宋皇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真正的权力早已掌握在应天府的朱元璋手中。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吴王令旨》残卷显示，沉船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朱元璋已秘密调整江淮防务，这场意外实为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

韩林儿所谓的"宋室后裔"身份，在元代户籍制度下毫无依据。出土的至正十二年《颍州黄册》明确记载，韩氏家族世代为白莲教香主，与赵宋宗室毫无血缘关联。其父韩山童伪造的"宋徽宗八世孙"身份，不过是利用元末民族矛盾的政治工具。元大都档案库留存的镇压奏报证实，龙凤政权鼎盛时期控制的汴梁、安丰等地，实际仍由元廷任命的达鲁花赤掌控。

朱元璋与韩林儿的关系，本质是乱世中的利益同盟。湖北荆州出土的《龙凤五年檄文》显示，朱元璋直至1363年仍在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双头公文格式。这种政治暧昧在巢湖水域考古中得到印证：朱元璋水师的战船同时悬挂龙凤旗帜与"朱"字将旗，暗示其早已形成独立军事体系。

沉船事件背后是新兴江淮地主的集体意志。苏州张士诚府库账簿显示，江南士绅向朱元璋集团输送的粮饷，在1364年后完全绕过龙凤政权。这种经济断流迫使朱元璋必须斩断与白莲教的关系，嘉兴出土的《吴中四姓盟约》证实，沈、顾、陆、张四大族在瓜步江事件前月，集体要求朱元璋"澄清正统"。

朱元璋称帝前的合法性建设堪称典范。他首先在1367年发布《谕中原檄》，强调"驱逐胡虏"而非"反元复宋"，巧妙规避韩林儿政治遗产；继而通过《大明日历》编纂，将张士诚、陈友谅定义为"僭伪"，构建起元-明直接交替的历史叙事。这种话语策略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得到侧面印证：高丽使节曾困惑于明朝"不奉龙凤正朔"。

明代"得国最正"论的核心，在于朱元璋政权完全依靠军事胜利而非政治禅让。对比刘邦受封汉中王、李渊尊隋帝为太上皇，朱元璋的皇位来自战场决胜。北京智化寺藏《永乐北藏》题记显示，朱棣特意保留朱元璋"淮右布衣"出身记载，以此强化明朝起于微末的正当性。

韩林儿的沉船残骸早已湮灭在长江泥沙之下，但朱元璋构建的合法性叙事依然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认知。当南京明孝陵神道上的石像生默默矗立，它们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崛起，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完整的法统重构。这种建立在现实政治基础上的"得国之正"，或许才是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