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遭到枪杀四十多年后，叶剑英元帅于80年代初公开证实，王以哲将军是中共党员。

很早就被东北军中一些激进分子枪杀的王以哲，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37年2月2日，清晨，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正在躺在病榻上休息，还没有来得及起床。

这时，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突然持枪闯了进来，要王以哲交代问题。

然而，在王以哲开口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又大声质疑，并没让王以哲把话说完，便情绪激烈地向他开了枪。

在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王以哲失去了生命的体征，其状惨不忍睹。

很快，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便传了开来。对此，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的何柱国、丁学忠等人都大感庆幸。

曾经，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都是支持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与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等也是同道中人。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对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等人到了杀人的地步呢？

事情还要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入关说起。

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住在协和医院疗养，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为父祝寿，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驻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东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很快，张学良得到了荣臻的报告。在报告里，荣臻告诉张学良已经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对日军不予抵抗。

对此，张学良感到十分疑惑，便打电话到南京询问。电话里，张学良听到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的蒋介石的指示，就是不抵抗。

9月19日，在协和医院的张学良，当着天津大公报记者的面，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三省很快便落入了日军手中。对此，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民都感到非常愤怒。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却调集了重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进行“围剿”。

此后，除了投降了日军的部分东北军外，不少东北军将士进入山海关，成为了远离故土的一支“游”军，流亡关内。

1933年，张学良宣布下野，带着夫人于凤至、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等人，前往欧洲“考察”。

期间，张学良曾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表示：“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日国难，二日乡患，三日家仇。”

张学良说的“三事”，当然也是在关内的东北军全体将士之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军将士们的心中越来越难受，将日军赶出东北就成为了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心中最大的愿望。

11月，“福建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人蔡廷锴等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抗日反蒋口号，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到祖国。与李济深等人不同的是，张学良认为抗日必须和蒋介石合作，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

不久后，在与蒋介石谈话后，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带着东北军和一些杂牌部队，对鄂豫皖边区的工农红军，进行“清剿”。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张学良的思想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附近。不久后，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其职责依然是与红军作战。

经过与红军两年的作战，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消耗了抗日的中国军事力量。

此时，东北军尚有第51军（军长于学忠）、53军（军长万福麟）、57军（军长缪澄流）、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5个军，以及相当于军级编制的105师。

10月，在尾追红军的过程中，王以哲第67军110师所属两个团被歼灭，就连师长何立中也重伤而亡，第107师所属两个团则在榆林桥被歼灭。

1936年初，在与67军军长王以哲商讨后，张学良决定与红军联系。

不久后，王以哲便见到了李克农等人，并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即：在政治上，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

那时候，王以哲对第67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它成为了一支军纪好、爱百姓的部队。

此外，王以哲还经常穿着变异，在街市和老者交谈，问他们：“收成如何？生活怎样？这里是否能种东北的高粱？”

看得出来，王以哲对东北老家是那样的牵挂。

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专门将王以哲叫到西安谈话。那时候，王以哲还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和董英斌等作了秘密交谈。

对于西安事变，东北军的将士们十分支持。然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候，许多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都无法接受，而元老派则表示支持，并因此发生了内讧。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便将王以哲枪杀在病床上。此时，王以哲年仅42岁。

得知这件事情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孙铭九等人杀害王以哲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渭南前线驻防的东北军，在得知王以哲被杀后，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报仇，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这次危局，周恩来特意派出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前往渭南说明情况，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2月4日，毛主席给致电杨虎城等并转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的遇害表示哀悼。在电文中，毛主席写道：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毛主席所说的鼎芳先生，便是王以哲。王以哲，1896年出生在黑龙江宾县，原名蓬峤，字鼎芳。

王以哲去世后，第67军调离洛川。后来，东北军被整编为6个军，分别为：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澄流；第67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

40多年后，叶剑英元帅向世人证实：王以哲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来，在促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肤施会谈后，王以哲在张学良向中共提出入党的要求之后，于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此，王以哲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直到叶剑英元帅证实后，才被世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