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一天就等于二十四个小时。但时辰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每个时辰由八刻组成，每个刻又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午时一般是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就是正午十二点左右，太阳正挂在天空中央，这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也是阳气最盛的时候。杀人是阴事，所以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联的人。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就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午时三刻”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思是行刑的时间，在古代是一种法律文化。

小时候看《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就是“劫法场”。在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宋江和戴宗被押到法场，“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就在此时，梁山好汉一起发难，“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跳下楼来。”在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中，卢俊义也要被处斩，也是在十字街头法场上，“午时三刻到了”一声喊，刽子手就要动手。等在酒楼上的石秀吼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救下了卢俊义。

其他的古典小说里也常有“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比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为神”中，任被判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只等午时三刻”。结果任在刑场上端然坐化。

并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都不得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行刑。并不是“午时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清朝人《梦厂杂著》记载了一桩梅州的奇案。一个强奸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到达时，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小官吏目。吏目找来驻军的军官商量，军官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行刑时已近黄昏。他们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斩讫”。

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军官验看。军官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终于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原来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来挣扎逃走，无奈伤重走不远。吏目叫来刽子手再补几刀，才算完事。这事被上司发现后，两广总督亲自审讯，定刽子手和军官是“得贿卖放”，判绞立决；吏目决囚漫不经心，处绞监候；知州和军官都为玩忽职守，判充军。

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清小说里“午时三刻”行刑的说法就应该只是当时官府的惯例，或者是说书人、写书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午时三刻”究竟有什么奥妙？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世界上大部分古代国家都喜欢在白天执行死刑。就像欧洲国家在20世纪以前，普遍喜欢在日出的时候行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白天行刑比较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吓唬人们。但是，很少有人像中国那样，会考虑到鬼魂阴气。中国人相信报应，如果做好事，就能得到福报，如果做坏事，就会得到恶报。所以，报应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因素。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加强了这种观念在民间的普及。就像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按照清代的一本书《公门要略》的说法，法官在执行死刑令的时候，需要刑房书吏把死囚的姓名标子倒过来，给长官看。长官在姓名上画上红笔痕，这就是法官签署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用直接负责。法官的签名笔就直接扔了，再也不用。监斩官出发前，会穿上全套的公服，再披一件大红斗篷，这样就能避免鬼魂的干扰。行刑结束后，他们还要去城隍庙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他们身后的鬼魂。回到衙门后，他们还要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所有的衙役都会出来，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驱赶鬼魂。

《水浒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这里的“恶杀都来”，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行刑结束后，就像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有一批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虽然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但是鬼魂阴气的因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很重要。文学作品中，比如《水浒传》中的“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