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全党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并希望将1961年定为调查年。基于这一精神，同年6月，陈云返回家乡，即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

位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历来以物产丰富著称，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地农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他们每天只能靠稀粥充饥，甚至连原本用作肥料的红花草也被吃光了。

陈云视察了一个公社的养猪场，公社负责人向他汇报："去年养猪场不但没盈利，还亏损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承担16元的损失。此外，修建猪场和基础设施还花费了7万元。"

陈云在考察养猪场时，仔细计算了相关数据。他发现，在公社允许个体养猪的时期，每头母猪每年能产下约14到15头小猪，而小猪的死亡率仅为6%。然而，当改为集体养殖后，每头母猪的年产量骤降至4到5头，小猪的死亡率更是飙升至89%。这一巨大的反差让陈云感到非常震惊。

调研工作一结束，陈云就琢磨出了一个新点子。他觉得农村养猪得换个思路，主张"公家私人一起养，但主要靠私人"。他还建议多给养猪的农民一些自留地。想到这儿，他立刻动手给中央写了份报告，题目就叫《母猪也该让农民自己养》。这份报告是他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直接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

不久，陈云抵达上海，与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副市长宋季文会面，重点了解当地养猪业的发展状况。宋季文之前曾深入农村调研农民养猪问题，对陈云提出的“公私结合，以私为主”的策略表示强烈支持。他还向陈云介绍了长兴岛的冯二郎，此人养殖了70头猪，收益颇丰，而郊区的国营养猪场却普遍亏损。

柯庆施听完宋季文的意见，立刻表示不满，直言道：“你了解多少？我的立场很明确，必须坚持以公共资源为主，而不是依赖私人资源。”

陈云打趣道："集体养猪数量不少，可惜都养得太瘦，根本吃不到肉！养猪可不能像我这么瘦，得像你柯庆施一样壮实才行。"柯庆施听了这话，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目的是回顾和反思“大跃进”运动中的得失。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央、各省、市、县、重要企业以及军队的领导干部，参会人数多达7000多人。由于规模庞大，这次会议被后人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在经济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参会人员都希望能听到党内经济专家陈云的见解。然而，陈云并没有在大会上发言，也没有讨论经济问题。相反，他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内容主要围绕党内生活展开。陈云指出：

近年来，党内交流氛围出现了明显问题。大家交谈时往往有所保留，不愿敞开心扉，这种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事实上，每个人在发言时难免会出现失误，要求百分之百正确是不现实的。在党内，真正可怕的不是有人讲错话，而是大家保持沉默。某些所谓的"聪明人"，见面只聊无关紧要的话题，即使发现问题也不愿指出。长此以往，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将遭受挫折，难以取得成功。

我们党一贯倡导民主集中制，强调广泛发扬民主，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非新创，而是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然而，近年来这些优良作风有所削弱，现在需要重新恢复和发扬这些宝贵传统。

1962年夏季，陈云在外地休养期间得知安徽省推行了“责任田”制度，并实施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的政策，结果全省在1961年获得了显著的农业丰收。对此，陈云表示：“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包产到户’，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他随即决定立即返回北京，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这一情况。

陈云面临"责任田"这一敏感议题时，身边人建议他暂缓向中央反映情况。然而，陈云坚持己见，表示："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我必须对党和人民尽责，怎能拖延重要事项？"

7月9日晚，陈云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谈持续了约一小时。毛泽东当时未明确表态。然而，陈云后来得知，毛泽东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分田单干"会破坏农村集体经济，导致人民公社解体，并指出这是关乎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甚至将其定性为"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不久以后，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用半个月的时间集中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不过毛泽东始终没有在会上批评陈云。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