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8日，老覃发表了文章《1960年，胡志明对毛主席说：你欠我的“债”必须还，时间你自己定》。文章中提到，1960年7月5日到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8月10日，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半，北戴河会议的最后一场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

在北戴河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议过程中，毛泽东仅有一次发表讲话，且这次发言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施压日益加剧，加上国内粮食产量锐减，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导致他寝食难安。

北戴河最初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毛主席对周围的风景和游泳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他告诉值班人员，工作繁忙，文件堆积如山，心理负担重，感到极度疲惫。

8月10日上午，毛泽东发表完讲话后，邓小平随即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根据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的记录，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表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关心。

当前，领导同志可能需要暂时放下工作，进行全面休养，这段时间将由少奇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关于对苏共《通知书》的回应，我们已经完成了文件起草工作，只需请领导同志审阅确认即可。其余日常事务，我们会按既定程序妥善处理。

面对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压力，毛主席最终不得不表态接受，他回应道：

我同意，咱们先停一停，歇一阵子再说。

邓小平还提到：

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审阅文书工作，琐碎事务不必亲自处理。

然而，国家事务没有一件是微不足道的。

老覃最近发表了几篇文章，回顾了毛主席在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期间的努力。在这些文章中，老覃提到，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规划纲要感到震惊，认为内容过于激进。随后，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试图遏制当时盛行的浮夸风气，但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到了1959年郑州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对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甚至拒绝了在郑州写诗的提议。这些事件表明，毛主席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偏差。

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不及时调整过高指标，继续按照现有方式推进，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人员伤亡。

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与各地及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就“是否应该打击隐瞒产量”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了强调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我此刻代表的是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我们坚持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点必须坚决执行。”

那时候，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虽然嘴上说听进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实。他们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却迟迟没有动静。这种态度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应付了事，根本没有把问题当回事。结果就是，事情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进展。说白了，他们只是做了个样子，实际上啥也没干。

老覃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1960年，信阳粮荒，谭震林却对毛主席说：很充足，都吃得红光满面》。文中提到，1960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天津向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询问国内粮食情况。当时，谭震林和廖鲁言正在天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根据下级汇报的数据，谭、廖二人表示“工农业发展迅速，‘四化’进展顺利”，并预测“粮食产量可能达到6000亿斤”。

1960年4月至5月期间，河南省部分地区，特别是信阳一带，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短缺。当地民众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粮食危机逐渐显现。这一情况反映出当时该地区粮食资源的紧张状态，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信阳作为重灾区，粮食短缺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当时河南粮食危机的一个缩影。

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位工作人员，向李富春提交了一份关于信阳事件的详细调查报告。

信阳事件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未能遵循毛泽东关于避免过度征粮的指示。信阳地区持续推行反右倾和反瞒产政策，依据夸大的产量数据进行粮食征收，导致储备枯竭，虚假记录盛行，最终酿成了粮食短缺的悲剧。

李富春看完这份调查报告后，心中一震，立即将其上报给了毛主席。

邓小平建议毛主席暂时放下工作，彻底放松休息，但这一提议显然无法实现。毛主席的工作状态和职责使他难以真正脱离日常事务，即便邓小平出于关心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情况却并不允许。毛主席的职务和责任决定了他无法完全停下工作，因此邓小平的好意虽善，却难以落实。

据章重在《信阳事件揭秘》中描述，毛主席在审阅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难以入睡。从10月23日到26日，他紧急召集了刘少奇、李富春、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李先念，以及华北、中南、华南部分省、市的第一书记，连续召开会议，深入探讨相关议题。

1月26日，中央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李先念带队的工作组，紧急前往信阳地区，负责处理当地发生的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