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被老蒋那边称作“徐蚌会战”，其作战计划是由“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汝瑰操刀制定的，老蒋还没批准，复制件就已经送到了西柏坡，所以那次战役还没开打，杜聿明、文强、黄维、杨伯涛等人被俘的命运就已注定，如果刘峙不早早跑到蚌埠，以他的身板，肯定也逃不出去。

细看文强、黄维等人接见美军专家并向其讲述淮海战役经验教训时的合影，就会发现这两个被俘中将的形象，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尤其跟《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文强）、黄维有很大差别：文强很高，黄维也不瘦，黄维没有山羊胡子，但确实有两道浓眉，这倒跟沈醉回忆录的记载差不多。

1987年2月美军专家到访并与淮海战役蒋军将领座谈的时候，除了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曾任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的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第三(作战)处少将处长邓锡洸，还有曾任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少将军长的杨伯涛，但是在吃饭和合影的时候，都看不见杨伯涛的影子。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那三个有中国名字的外国人的身份：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军事历史学教授鲍嘉礼(GaryJ.Bjorge)博士、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文厚(AlfredD.Wilhelm.Jr)上校、陆军副武官艾江山(KarlW.Eikenberry)少校，笔者不懂英文，也不知道他们的英文名字译成汉语该咋叫。

承办此次座谈会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德信回忆：“杨伯涛在淮海战役第十二兵团用兵和具体部署问题上一直与黄维看法不一,甚至发生过争执,所以不便与黄维在一起座谈,宜单独安排一次与鲍嘉礼的面谈。2月27日下午,我陪杨伯涛专员去艾江山副武官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住所与鲍嘉礼见面,在宽敞的客厅里交谈了淮海战役第十二兵团作战的有关问题,大约一个小时。”

黄维和杨伯涛在淮海战役时是上下级，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又是同学，杨伯涛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黄维于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为什么到了1987年，两人还是不能冰释前嫌，这得有多大仇怨？这仇怨又是从何而来？

从淮海为上下级，到同为文史专员，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黄维和杨伯涛为什么还有化解不开的仇怨？

曾经是黄维杨伯涛共同长官的“文参座”在《口述自传》中说，黄维是一个很执拗的人，他甚至对真实身份为地下党的廖运周一直耿耿于怀：“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

廖运周是地下党，与黄维根本就是连个阵营的人，他们之间并不应该有私怨，但是黄维看不开，文强劝他付之一笑，他也笑不了，所以文强调侃：“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除了老蒋之外，黄维看谁都像敌人，就连在淮海战役心急火燎要救黄维的杜聿明，带着远征军第五军九死一生回到国内，也曾被第五十四军军长、在杜聿明入缅期间代理昆明防守司令的“点验组”组长黄维羞辱——尽管杜聿明可能多报了歼敌数量少报了自己战损，但是那是当时的“惯例”，身为“钦差大臣”的黄维如此对待一个浴血沙场百战余生的将军，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据说当时黄维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杜聿明“叫错”了杜聿明的字：杜聿明不知道黄维已经被老蒋把“悟我”改成了“培我”。

黄维一直跟在老蒋屁股后，当然知道四大家族有多贪腐，胡宗南、汤恩伯的军纪有多坏，他不敢惹老蒋的宠臣，却对杜聿明冷嘲热讽，说他是“书呆子”，还真是不恰当。

也正是老蒋可能是笔误的“改字”，让邱行湘很是鄙视：“你坚持什么民族气节？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嘛！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可以不要嘛！”

黄维对老蒋和陈诚感恩戴德，在内战时使用国际战争也禁止使用的毒气弹，原本是应该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说他“有骨气”。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黄维的“骨气”还真不如杜聿明，也不如黄百韬邱清泉：黄百韬饮弹自尽，杜聿明两次自杀未遂，黄维却是乖乖举手投降，这一点文强比其他人都清楚。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写得很明白：“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六十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黄维目中无人，也间接坑了杨伯涛——杨伯涛准备构筑防线，黄维带头坐坦克开溜，队伍也就直接崩溃了。在战犯管理所，杨伯涛见了黄维还是恨得咬牙切齿：“你是共产党的功臣，你是国民党的罪人。”

我们不要以为“有骨气”的被俘人员只有黄维，文强比黄维强硬多了，杨伯涛也是炮筒子脾气，他在战犯管理所明确表示：“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

杨伯涛说的“雪峰山”指的是抗战中的一次战役：1945年春，日军使用将近两个师团的兵力，分由益阳、长沙、衡阳、东安四路向雪峰山进犯，第十八军由鄂西开往湘西，参加了雪峰山会战，杨伯涛率十一师首先打下石下江，截断日军退路，形成整个战役的包围态势，但是老蒋要早点结束战斗好向他们即将召开的大会表功，就命令包围圈放开一个二百米的口子，让包括师团长在内的大批日军脱逃。

杨伯涛对包括老蒋、何应钦、陈诚在内的高官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向石下江发起集团冲锋前几分钟，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到他跟前：“师长，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吗？等仗打完了，我们到府上好好热闹一场，怎么样？”

杨伯涛回答：“一言为定，到那时我亲手为你们杀猪宰羊！”

十一师拿下了石下江，那位营长却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最后也没有机会吃到庆功宴，所以杨伯涛对蒋军高层极度失望，虽然他也是土木系干将，但是对陈诚却尊敬不起来，而黄维却死忠陈诚，表示终生不会骂老蒋和陈诚半句，这就是不辨是非了——陈诚在东北和华中的指挥糟糕透顶，黄维却一直撰文替陈诚开脱。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伯涛执笔，与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第十军少将军长覃道善、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十二兵团中将政治部主任侯吉晖、十二兵团第二处上校处长刘洁、九十四军少将副军长林伟宏等人写出了六万余字的《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以供志愿军参考，那时候黄维在想什么，读者诸君当然知道。

黄维和杨伯涛都写了关于淮海战役的回忆录，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避重就轻，把使用毒气弹的罪名往下推：“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黄维甩锅给杨伯涛，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中也承担了罪责，在承认十八军两次使用毒瓦斯之后，还说了黄维胡琏只顾自己逃跑，根本就没通知各军：“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外瞭望的时候，才发现西北乱成一片。派人联络，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走了。”

黄维和杨伯涛的笔墨官司，一打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后还是不相往来，吃饭不同桌照相不同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黄维和杨伯涛，又会作何评价？比较之下，黄维和杨伯涛，谁才是真正的爱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