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军统三剑客，也就是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行动处副处长徐远举和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他们后来分别担任云南站站长和西南特区正副区长的时候，军统已经改为保密局了。

徐远举当军统局行动处副处长的时候，正处长是我方潜伏人员程一鸣，所以抓捕地下党的事情，基本都是徐远举来干，这样一来，就是徐远举抓人，周养浩关人，沈醉为他们提供支持，并在周徐二人掐架的时候充当和事佬，这就是军统三剑客一说的由来。

徐远举周养浩在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的时候，矛盾连毛人凤都调和不了，只仍让已经被发配到云南去当站长的沈醉回到重庆摆酒劝和，周徐二人被抓后关系“变好”，那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敌人”——沈醉。

周养浩和徐远举是不是被沈醉“交出去”的，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录记载不同，咱们今天要聊的则是另外一个话题：同样是在昆明被抓的将军级特务，为什么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富得流油，周养浩和徐远举却穷得叮当响？

沈醉在回忆录中是很以“协助抓捕”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郭旭（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为功的：“我还想到当天中午才到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想把他们也交出来。因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而且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还不如与我们一道参加起义。”

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自然不会“领情”，他们被抓后异口同声痛骂沈醉，尤其是绰号“猛子”的徐远举和“书生杀手”周养浩，一个整天瞪着眼睛骂不绝口，一个干脆抡起小板凳要给沈醉送终——幸好另一对“送终组合（宋希濂钟斌）”也一同被关在白公馆，宋希濂关键时刻挡住周养浩的狠手，救了沈醉一命。

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一直在重庆羁押到1956年，才作为高级战犯（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击中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电视剧《特赦1959》在这方面没太注意：所谓的军统三剑客第一次见到的管理所所长王英光（历史原型姚伦）穿的应该是带军衔的五五式新军装了。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后来搬出了白公馆，进了松林坡看守所、重庆石板坡监狱，但是按常规叫法，各地关押战犯的地方，都叫战犯管理所，跟其他犯人是有区别的）呆了六七年而被打死，说白了还是钱说话：徐远举周养浩一文不名，沈醉口袋里有钱，很轻松地让徐周二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自然也就没了脾气。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就要感到奇怪了：徐远举和周养浩在戴笠和毛人凤的刻意提拔下，干的都是肥缺，而且保密局西南区在理论上还是云南站的上级，为什么他们穷而沈醉富？

徐远举在《自供状》中承认，他抓捕各方面人员的时候，没少捞钱：“将刘国鋕抓到以后，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鋕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刘国鋕的大哥刘国[插图]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只名贵的手表。”

徐远举担任息烽监狱（集中营）主任期间，更是变着花样捞钱。李任夫在《军统息烽集中营黑幕》中揭露，周养浩在息烽集中营设立专门机构搞经营，他利用免费劳动力，开办了工厂，还涉足商业、运输业，就连他在集中营设立的印刷厂，规模也相当于一个报社。

息烽集中营的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汽车运输队和消费合作社，每年都会给周养浩带来天文数字的不义之财。

徐远举周养浩捞钱都是好手，但是跟沈醉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看过沈醉回忆录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他的“商业头脑”有多发达：长沙大火满目疮痍，但沈醉却看到“商机”，霸占坟山开砖厂；郑介民从上海往重庆走私汽油，沈醉“沾光”一次就赚了五百两黄金。

细看这三个将军级特务的“生财之道”，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军统三剑客”，叫“三蛀虫”、“三巨贪”似乎更贴切一些。

周养浩徐远举被抓前，都是家资巨万，他们的不义之财，要是正常花销，十辈子都花不完，但是被抓之后，基本都是便宜了妻子或前妻——沈醉在回忆录中笑话王耀武夫人“卷款而逃”，实际上沈醉的妻子带走沈家动产出逃后不久，也改嫁了。

且不管沈醉当军统临澧特训班行动术教官的时候，跟特训班女学员粟艳萍是谈恋爱还是各取所需，他们都没有走到最后，沈醉被特赦后，很快也就又结婚了。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过得很“舒坦”，他多次在回忆录中炫耀自己被抓后有多少人给他送钱送物：“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

解放军优待俘虏，这可便宜了沈醉那班“聪明人”，他在《人鬼之间》中回忆：“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10条、糖果10斤。”

沈醉知道自己可能被抓，所以去卢汉那里“开会”的时候，在口袋里装了十两黄金，被抓后又有很多商人送了不少银元，这些金银随着沈醉的“转场”而移交到不同的战犯管理所，所以沈醉一直花钱大手大脚，他从重庆转运到北京的过程中，还在武汉买了好几条“大前门”。

笔者不知道1956年的“大前门”多少钱一包，但却知道自己1995年上班后也很少抽“红梅”、“牡丹”、“大前门”，能抽“银象”、“芒果”、“芜湖”的就算比较不错了。

徐远举周养浩被抓的时候，可以说是兜比脸还干净，这一点抓他的李志正（起义前为昆明市警察局局长）十分清楚，他在《“徐鹏飞”、“沈养斋”落网记》中回忆了徐鹏飞的历史原型徐远举、沈养斋的历史原型周养浩被抓时的窘态。

这里顺便说一句，沈醉在《红岩》中也有化名，叫严醉。徐鹏飞和沈养斋是不是严醉交出，李志正有不同说法——李志正说他根本就没有从沈醉口中得知徐远举周养浩的下落，使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周养浩从机场逮住的。

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抓时身上既没有手枪也没有钱财，进了昆明陆军监狱，也没有人探望，更没有收到半点财物，这就看出他们跟沈醉的区别了：徐远举在军统（保密局）干的是得罪人的活儿，而且经常收了人家钱财也不办事儿，所以人缘儿极差，周养浩则是对被关押者敲骨吸髓，更交不下朋友。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都是罪行累累的将军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杀人如麻，沈醉也没少抓捕和杀害地下党，但是他们三人进了战犯管理所，日子过得却一个天上两个地下，这也不能不让我们琢磨出一些门道儿。

沈醉这个人，一向是喜欢栽花不喜欢种刺，所以才有很多“朋友”，再加上积极揭发检举其他特务的罪行，在1960年就第二批特赦，而周养浩则是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那时候沈醉已经领了多年一两百元的工资，且几乎“著作等身”了，至于徐远举，他根本就没等到最后一批特赦，就把自己气死了。

我们细看相关回忆录，就会发现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富得流油，周养浩和徐远举却穷得叮当响，这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沈醉的“富裕”也只是相对徐远举周养浩而言，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一次，肯定会走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当将军级特务的时候，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但是进了战犯管理所，有点烟抽就觉得十分幸福，而有的却只能捡别人的烟头，这些人忙乎了半辈子，最后还不是在十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只能看见四角天空？从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的“富裕”与“贫穷”中，读者诸君是不是也悟出了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和道理？您对这三个将军级特务，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