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又东拉西扯的跑题出去了三四篇一两万字，这么久了，还是对着一系列的文章牵挂着。于是，收拾心情，准备继续将这个我写作生涯的最长一篇系列文章继续下去。闲话不多说，沏上一壶张一元茉莉毛尖，直入正题。关于平王东迁的事情，在本系列的第十六篇起，都断断续续的聊起过。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回顾。而一个早早就放出的问题，也是时候来聊一聊了，那就是，在周平王迁都雒邑之后，原先的“镐京”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前文中也曾经提到过，申侯联合郑、秦、卫三国诸侯将实际上已经占领镐京的犬戎驱逐。之后，以申侯为首几路诸侯们把太子姬宜臼接回了镐京，拥戴他坐上了王位，是为周平王。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安宁，犬戎自从攻下镐京镐京，频繁发起入侵。不到一年时间，自丰镐以西以北的几乎所有区域，甚至连周王祖发起之地的岐山，都已实际上成为犬戎的势力范围。而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在幽、宣二王时期消耗殆尽，前来“秦王”的诸侯又都是各怀心思。况且，当时在周王室中还有一股势力是支持另外一位“王”的，那就是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的弟弟，史称“周携王”的姬余臣。这个在本系列文章中的第十四篇也已经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不过多赘述。
眼看连年战火，周王朝的都城镐京城早已残破不堪。这一点，或许也是在后世“丰镐遗址”的发掘中，为何始终没有发现有成规模的城墙遗址的原因，也因此“丰镐遗址”才会屡屡被人质疑其真实存在性。都城无法有效的抵御戎人入侵，周平王才无奈的在“郑”、“秦”、“晋”为首的部分诸侯势力保护下，将周王朝的国都迁到了雒邑。自此，周王朝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作“东周”。如果有看过我本系列文章前几篇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个人是比较推崇当时西周施行的是双都制，及在广阔的疆域内设置两个同样能够行使统治职能的中心城市，而这种模式，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所以，公元前770年的这一次“平王迁都”，以我的观点看，就是在危难时刻保证王朝正常维系的一次合理而正常的“办公地点搬迁”，当然，具体的内容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平王迁都之后，原有双都之一的“宗周”镐京，为什么会似乎在一瞬间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为能够正面“硬刚”魏国，将国都从泾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泾阳县区域）迁至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这一块区域，也就是如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范围才再次回归到历史的视野之中。那这将近400年的时间里，曾经的“宗周”镐京，究竟都经历了什么呢？这就不得不再提一下那位曾经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二王并立”时期的双男主之一——“周携王”姬余臣。
如前文中所提到，周携王当时所占据的区域应该是在镐京以东的区域，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周携王并没有“名正言顺”的入驻“宗周”镐京，而是选择盘踞同属京畿“虢地”作为据点，与已经东迁的周成王，也就是自己的侄儿展开了对峙。据记载，在周幽王被杀后，由于姬宜臼太子位因其交通敌国犬戎、弑父杀弟等“恶行”，已经丧失继承王位资格，所以受到虢公姬翰等大小十几家诸侯共同拥立的周宣王次子、周幽王之弟姬余臣为新的周王。
通常认为，姬余臣的根据地，也就是都邑所在是在如今陕西宝鸡陈仓区虢镇，地处西周宗周附近。而也有史料称，姬余臣曾以今河北省望都县或任丘县鄚阳区域为王都，其京畿地区包括战国时期的莫、易二地（约含今易县、定兴县、容城县、安新县、雄县、任丘市、保定市、清苑县、望都县、高阳县。），以公元前770年为周携王元年。设立百官，建造宫殿，修筑城墙，发行莫字空首布货币，同时发布文书，诏告天下。而且，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在当时，周携王不仅有更加正统的法理支持，也有更强的诸侯国做军事后盾，战国楚简《系年》便将姬余臣称为“惠王”，而未用周平王所恶谥“携王”，也说明楚国与姬余臣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二王并立”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他都是占据着一定优势的。
但后来，在没有任何明确史料记载的原因下，“晋文侯”姬仇在公元前750年，也就是姬余臣称王之后的第二十一年，趁周携王巡视北地虢族时，以姬余臣无权继承幽王大统之名将其袭杀，进而攻陷携王都城，“鄚阳”城由此毁于战火。其实关于“鄚阳城”和“莫国”的内容也颇为有趣，但确实与本系列文章的主线并无太多关联，也就不再提及。在周携王被晋文候干掉后，感激的周平王可劲封赏晋国，也让晋成为当时全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而原本属于周携王控制的关中地区，则再次进入群龙无首的局面，而镐京，则因为反复遭受到犬戎等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入侵，变得残破不堪。由于政治中心的彻底转移，渐渐的，镐京这个风光了几百年的王朝都城，就这么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为什么会说“镐京”的消失了呢？那就得提到“宗周”一词。这个词在本系列文章里已经很久没有提及了。无论大家是否认可我之前提出的周王朝的“两京制”的观点，至少人们都已经习惯于将周王朝的两个“国都”分别称作“宗周”和“成周”。至于“成周”所指的为雒邑，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洛阳区域，这点除了个别极端的朋友，似乎并没有太大争议。而争议最大的，还是始终存在于“宗周”之争。也就是按现在较为普遍的说法，西周时期的“宗周”指的就是“镐京”，但也有不占少数的观点认为，“宗周”应该是在“周原”，也就是如今陕西省宝鸡市的区域内。有关这些内容，我在本系列的前几篇文章里也已有聊到，虽不能算全面，但多少也把争议的前因后果和我的观点算是阐述明白。
然而，在“平王迁都”之后，历史进程将周王朝从西周推进到了东周。一个有趣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自东周起，“宗周”这个称呼“彻底”落在了雒邑的身上。为什么说彻底呢？那是因为，在很多历史史籍的记载中，对于“宗周”的概念就有着较为复杂的争议，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不仅存在“周原”与“镐京”的宗周之争，同时还有不少史料记载，在西周时期，雒邑也曾被称作“宗周”。这个在前文中我写到“周穆王”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如《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中曾有多处提到当时的“宗周”，所指就是雒邑。如“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又如“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当然，还有有不少人认为《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是两本近似于神话故事和不足以为史据的，那么咱们也不用再聊这个话题。但是，自东周起，关于“宗周”的争议就立马不存在了，其原因也是非常简单，因为自东周建立起，已经没有任何史籍资料将“宗周”这个称谓按在雒邑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了。那么，反向论证一下，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之前也有“资格”争一下“宗周”称号的“周原”和“镐京”，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乍一听这个说法似乎有些“无厘头”，毕竟是周王朝经营数百年的“国都”和周姓氏族的发源地，至于东周之称，也只不过是后世用来区别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总结性称呼，在理论上，周王室可是仍在延续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周王朝的都城已经是在雒邑了，但原有“镐京”和“周原”的区域，并非是在犬戎等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而是在看起来非常忠于周王室的诸侯国“秦”的封地内。按照咱们的常规思维，“秦”是当时拥立周平王的重要势力之一，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秦”所表现出来的对周王朝的“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既然非常高，那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保留下来自己“君主”的“宗庙”所在，岂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可事实却是，对于“镐京”及“周原”在西、东周的交替阶段，以及到东周的绝大多数是时期里，最后的描述似乎就是《诗经》中的那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以及东汉学者郑玄对于《礼记·祭统》中“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官于宗周，奔走无射。”的注解：“ 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这里的王城，所指的就是组成雒邑的两城之一。除此之外，我确实没能再找到关于“镐京”以及“周原”在东周时期的任何叙述。也许是我所能查询到的资料太过于局限，如果有朋友能找到，也希望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就像前文中所提到的，由于西周末的战乱，曾经的“镐京”，在当时应该已经确实已经毁于战火了，否则，一个偌大王朝的国都，岂会因为一次战乱而导致的“迁都”就自此“消失”？而且，这次的毁于战火，应该还是被摧毁的相当彻底。以至于在随后将近400年里，作为有河流、有平原的现在西安市区域内，都没有史籍可见的建城记载。这在之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中的都城史中，都几乎是独一份。甚至直至秦献公迁国都时，也是“舍近求远”的绕过了“丰”、“镐”，直接选择更靠近东方的区域设立都城（其实也就是个“省会”）。可见，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丰镐”的区域，实际上已经被各方政治势力彻底放弃了。这一放弃，就是将近400年！
再说回“宗周”，既然“镐京”已经被毁的不复存在，那么，无论它是不是曾经的“宗周”，“镐京”也都无法继续持续应有的功能。那么，另外的一个“宗周”候选人“周原”在这一阶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同样作为周王室重要的“宗庙”所在地，虽然地处岐地的“周原”也在晚周的战火中被毁，但是，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进入“东周”之后，原有“周原”的区域，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市的那一片区域，反倒成了“秦”氏族发展的根基所在。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由于以秦襄公勤王攘夷，护送平王东迁之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从此，建立了伯爵国“秦”。这看起来似乎不太符合常理，但其实却是周王朝开给秦部族的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当时，以“丰镐”和“周原”为代表的关中平原地区，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犬戎所占据，周平王实际上是将一块已经不在自己控制范围的土地分封给了秦襄公。《史记·秦本纪》中记：“年春，周幽王用襃姒废太子，立襃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可人家秦人就是争气，硬是在短短的数年内收复“周原”附近区域。《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就已经在史称“千渭之地”的如今宝鸡市陈仓区一带的定都，并取名“陈仓”。
公元前714年，军事实力日渐强盛的秦，在秦宪公在位期间，将国都从迁至平阳。但实际上也就东迁了20公里左右。但却让秦占据了更好的战略位置，为进一步统一“关中平原”打下了地利基础。不到30年，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平原及渭水流域，已经基本上都是秦国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77年，秦国再次“迁都”，时任秦国君主的秦德公选定了如今宝鸡市凤翔区南郊为新国都，定名为“雍城”！自此秦先后有19位君主在此处执政，是秦历史中定都最久的都城。直到200多年后，韩赵魏三家分晋，秦才将都城继续东迁，移到了如今咸阳市泾阳县区域内，随后又迁至栎阳......
关于秦早期都城的内容，实际上还是蛮多蛮有趣的，但是还是因为本系列主题的缘故，偏离西安与洛阳两座城市的内容，还是一笔带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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