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随父母支援铁路新线建设来到了云南，并有幸成为了昆三中这所历史名校的学生。当时正处于“复课闹革命”期间，可惜我连教室的板凳还没有坐热，还没有看清楚校园的模样，就和同学们一起汇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被分配去了西双版纳国营景洪农场，从此“知青”这个名字就和我的人生紧紧相连。

一、母爱相随

我所在的十分场二队（即十营二连）是新建队，除了四周的荒山野岭和两条溪流，就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房。“上山开荒，敲钟吃饭”的蹉跎岁月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国家需要”的奋斗目标又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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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锄头一把砍刀就是我们“战天斗地”的武器，几个月下来，我的双手磨起了老茧，皮肤晒得黝黑。我从农场老职工身上看到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祖国橡胶事业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看到了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质朴情怀。艰苦的生活不断地磨炼着我的意志，我真正做到了“轻伤不下火线”，出勤率达百分之百，我的努力得到了老职工们的认可。或许，这就是我交出的第一份“接受再教育”的答卷吧。

16岁的我在父母的眼中还是个孩子，加之从小身体较弱，慈祥的母亲一直悬挂于心。“儿行千里母担忧”，下乡半年后，母亲不辞辛苦、一路颠簸来农场看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山上“砍坝”，场部通讯员告知母亲来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我一路小跑到了场部，老远就看到母亲领着8岁的小妹在卫生所门口和场部的李医生交谈，可能是“家门同姓”，又都是北方人的缘故，农场的相遇使我和李医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后李医生每次和我见面都会提起母亲，问长问短，我们成了终身的朋友。

接上母亲回到二队，母女三人就在茅草房里挤着住下了。炊事员看到母亲的到来，送来一大串芭蕉，我们就吊在茅草房屋顶上。每天自然熟的芭蕉一个个往下掉，成了小妹的美食，她每天都会吃上一个，非常开心。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每人每天要摘40公斤花生，闲不住的母亲带着小妹跟我一起上了山。小妹看到满山的南瓜往下滚，瞪着惊奇的大眼睛，躲着滚下的南瓜。这是花生地里套种的瓜，为了省力直接从山上往下扔，好的人吃，摔烂的喂猪。因为我们是三人干活，很快就完成了任务，第一个下山，一称足足摘了60公斤，母亲的手也磨掉了一层皮。由于水土不服，我的双脚烂得流血流脓，肿得发亮，晚上在昏暗的马灯下，母亲心痛地用棉签沾着水帮我脱掉结着厚厚的一层硬壳的蚂蝗袜，但第二天我又要穿上这双袜子继续上山劳动。

1969年是新中国20周年大庆，那天几个北京知青围坐在半导体收音机旁边，听着断断续续的北京的声音，激动得手舞足蹈。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母亲拿出从昆明带来的自制月饼，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品尝。在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能吃上一块月饼，是多么奢侈的事啊！那时的月饼是这样香甜，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味道。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人，六十年代还被评选为“学雷锋标兵”呢。来农场时受人之托，她要去看望两名以前住在同一院子里的北京知青刘静华姐妹。二队的领导给了我两天假，母女三人爬上了买米的拖拉机，一路颠簸到了嘎洒，然后徒步走到天河农场。姐妹俩看到我们的到来惊喜万分，用野菜招待了我们，一天的相聚难舍难分。

第二天去嘎洒找回去的车，无奈只有到曼波农场的拉米车，到了曼波农场离家还有10公里，三个女人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赶紧走回去。我和母亲互相鼓励着朝着二队的方向前进。不一会儿，天就暗了下来，我们加快了脚步，低着头往前赶。又饿、又渴、又怕，小妹哭了起来，真的是走不动了。我背起她走了一段，好不容易看到路边的一队时，天就黑了下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一队和二队之间有一条长满杂草，几乎被淹没的小路，这是一条杂草丛生的近路，可这时什么也看不清了。

母亲顺手捡了一根柴棒，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拿着柴棒在前面开路，拨开一人多深的茅草和飞机草，小妹紧跟在我身后，母亲在后压阵，摸着黑，探着路，一直往前赶，一刻也不敢耽搁。

终于来到大路上，看到了二队的微弱灯光。当来到莲花池旁，三人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终于回来了！9点多钟住在隔壁的湖南支边老工人听到动静，看到我们母女三人的狼狈相，听说是从曼波回来，又走了小路，很佩服我们的勇气，那晚上屋顶上挂着的芭蕉就是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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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团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母亲要回去了。告别时，她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在农场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听老工人的话，和队上的知青们团结互助，妈妈相信你是好样的！”

……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家庭聚会母亲都会提起当年这惊险的一幕，还夸奖是农场的锻炼、改变了我。如今母亲年事已高，但从不给子女添麻烦，生活能自理，这就是我的最大福气！我应该多给父母一点陪伴，多给父母一点快乐！母亲不但生我养我，还伴随我走过了一段“上山下乡”的艰辛路程！

二、迎来新战友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国营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上海知青分配来队，我作为先到的一名老知青被安排去接待他们。记得那天匆匆地吃了晚饭，和队上的几位领导一起来到场部等待。

不一会儿，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知青们风尘仆仆的来到了。看着一个个满脸稚气的孩子，从大货车上跳下来，灰头土脑的，真叫人心疼。我们拿着分到二队的知青名单，坐上送他们来的那辆大篷车回队。

天黑了，提着马灯的农场老工人和先前抵达的昆明、北京知青们站在路边迎接，热情地帮着卸下车上大箱、小箱的行李，洗脚用的木盆、以及其他生活用品。

一下车就有几位知青问我：洗澡堂在哪里？卫生间在哪里？我指了指大伙房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笑着说，那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洗澡水；队部旁那条流淌的小河就是天然的洗澡堂。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当时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是啊，眼前简陋艰苦的生活环境，岂是一帮自幼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孩子们所能预料得到的？他们原本只知道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是一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捡起两把花生”的孔雀之乡，只为自己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自豪，对未来必须经受的种种磨砺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就像我们初到农场时一样。

上海知青到队里的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新战友们终于明白：漫长的知青生活就此开始了。

因工作的需要，我后来住进了连队唯一的一幢瓦房，上海知青有空都会来我这儿坐坐，谈天论地无话不谈，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大姐，关系很融洽，一直延续到今天，五十年的战友情令我终身难忘。

三、 难忘的运动会

二队的地理环境是得天独厚的。雨过天晴就可以打篮球的球场，两个木制的篮球架，四周的茅草房刚好把这块难得的操场围在中间。每天收工后，大家都会围坐在操场周围，观看着自娱自乐的篮球友谊赛。

有一天，队里接到通知，十营要召开职工运动会，二连的篮球队理所当然地报了名，并取得了名次。我有幸作为二队代表参加射击比赛，射击队由三人组成，二男一女，两名男队员是退伍军人，而我却身材矮小、体重轻，自己很担心是否能胜任。

人员定位后，我们三人就开始了训练，两名退伍兵是我的老师，教会我如何掌握半自动步枪“三点一线”的射击要领：扣动扳机时要屏住呼吸，后座要顶住肩窝，端枪的手一定要平稳。为了增强臂力，我们一块一块地往枪头上压砖头，只有压上三块砖，枪依然平稳才算过关。

景洪的四月天骄阳似火，我们练了跪姿、卧姿，又练站姿瞄准，从有依托到无依托，每天都练得大汗淋漓。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两名退伍军人我总算是有了长进，掌握了射击的基本要领。

比赛在执勤连的后山进行，选手背着自己的武器排列等待。正式比赛开始了，看到报靶员挥动着小旗报着环数，我的心在砰砰直跳。早上是团体赛，三人一起进入射击位置，有两名退伍军人压阵，我放松了许多。由于平时的勤学苦练，我们拿下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也给下午的单项比赛增强了信心。

午后两点钟单项比赛开始，每人三发子弹，排在我前面的重庆知青三发子弹打了28环，赢得了全场喝彩！我们指导员沉着冷静，一直在鼓励我：不要慌，沉住气，别受外界的影响，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好这次任务！

轮到我上场了，我深感肩头上的使命，竭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稳稳地托住了手中的钢枪，瞄准了正前方的靶子。呯！——子弹击发了！小旗晃动，报靶员报出了第一发的成绩：9环！接下来是连续两个10环！三发打了29环，胜利了！我取得了景洪农场十分场运动会女子军用步枪射击第一名的好成绩！全场沸腾了！指导员竖起了大拇指，场部宣传干事为我拍下了一张难忘的纪念照片，我把它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它一直鼓舞着我勇往直前。

作者打靶获胜后留影

那时，农场的知青通过各种途径，病退、家照、入学、招工先后走了一批又一批。我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但铁路技校的名额被别人顶了去，招工的名额也被人捷足先登了。

好运总是与我擦肩而过，命运总是和我在开玩笑！但我并没有怨天尤人，继续扎根边疆，做好本职工作，同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如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二七”大罢工老工人的后代，昆明铁路局干部科就直接下了调令，我终于被安排在自幼向往的铁路部门工作。十年的知青生涯由此划上了句号。

回城后，我曾在站段先后担任过团委书记，党委干事，工会主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下海承包昆北采购站，分管列车商店，昆河线上的小站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因为有了农场生活的锻炼和磨难，让我养成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我都努力做好每项工作，直至退休。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难忘那段曾经的历史，我想：共和国应当为有这样一代知青而骄傲！

（知青情缘荐稿，：刘乐亮老师）

作者：李华（昆明三中初中六八届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