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自己会死，但经过4天的抢救，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白色的蚊帐，白色的被单，身上缠满白色的纱布，疼痛一波接着一波。

疼痛的感觉真好，证明自己还活着。

在医院治疗了56天，伤还没有痊愈，但我不能继续在医院待下去了。

我要回到前沿阵地，我是副连长，连队不能缺了我。

我决定偷偷地从这里逃出去。

因为我平日表现好，医生和护士都对我放松了警惕，我觉得逃跑能够成功。

一天，我装作在院子里散步的样子，慢吞吞地走着，见门卫转身拎热水壶泡茶的瞬间，我几个飞步，从玉林解放军183医院跑了出来。

我一路小跑赶到火车站，坐上了去南宁的火车，然后搭上了去防城港的长途客车。

到防城港时天色已黑，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一夜。

夜里下起了雨，打在芭蕉树宽大的叶面上，有人会觉得像音乐，但我觉得是子弹钻进肉体的声音。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

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记得第一次上阵地时，是个凌晨，潮湿、阴冷，雾又浓又稠，吸一口气，整个肺都好像被堵住。

更让人恐惧的是，在那树叶和杂草的下面，埋着的一颗颗地雷，随时都可能将人毁灭。

我知道，踏上战地的那一刻，害怕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战争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器。敌人在暗处，我方在明处。先头部队已有战士中弹牺牲。

根据指令，我在黑夜中摸黑去侦察了敌情，然后带队去拿下高巴岭北侧高地。

我让6班担任尖刀班，刚冲到距敌方30余米时，突然遭遇强大火力的阻击，班长季培泉身中两枪，一名战士也当场牺牲。

不要命的季培泉一边向敌方投掷手榴弹，一边向前冲锋。

在距离敌方工事20多米的时候，他抽出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引信喊道：“弟兄们，今天老子给大家开一条路出来。”

随即扑进了敌方阵地，“轰”地一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敌方发现了我的意图，调配火力，加强对东北侧的压制。敌方的防御工事在斜上方，我方处于不利位置。

怎么办？我自己上。

在机关枪的掩护下，我带着通讯员向敌方靠近。看前面有一块突起的岩石，我对他说：“3秒之内必须到达岩石后，听我指令，1、2、3，冲——”

我冲到了岩石下，但通讯员慢了半步，身中两枪，血从伤口汩汩地往外冒，他看着我说：“班长，你要小心。”

“赶快抢救伤员。”

我朝身后喊，一个战士快速赶到岩石后，给通讯员包扎伤口。敌方已发现岩石后面的情况，扔出的几颗手榴弹爆炸了。

通讯员当场牺牲。

他叫任熙凯，湖南常德小伙，那年刚满18岁，是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

来不及伤心，我快速转移到另一块岩石后面，此时距离敌人工事50来米。老兵李光全也赶到我的身边。

我问他：“你平时投弹多少米？”

“70米以上。”

不错，这个成绩跟我不相上下。

我和李光全身上各有4枚手榴弹，我一声令下，手榴弹飞向了敌方，响起了连续的爆炸声。

就在我扔出第4个手榴弹的同时，我猫着身子向敌方阵地扑上去，一个拳术动作中的鹞子翻身，跃进了敌方堑壕。

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堑壕里躺着3具血肉模糊的越南兵尸体，一边还散落着一大堆手榴弹。

看到手榴弹我就手痒，正要弯腰去抱一摞的时候，突然冲出了一名越南兵，我和他相距还不到2米。

当时，越南兵左手提着一支冲锋枪，见到堑壕里出现我这个中国军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他愣神的瞬间，我先他一步，抡起手中的冲锋枪，来了一招棍术中的抡棍，枪托正中他脑门。

是一个杀招，迅猛有力，力达棍梢。

只听到“咔嚓”一声，越南兵仰面倒地，脑门上往外淌着红的黄的水，全身都在抽搐，他必死无疑。

好险，要不是中学时跟棍术师傅学过，可能先倒地的就是我。

我叫王祥生，1956年7月出生，是浙江省常山县天马镇人。

我一生下来就非常顽劣，最喜欢跟人打架，一打架就想打赢，不愿意服输。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好多人认为以后我这人要坐班房。

我才不在乎大人怎么说，倒是听说有一个功夫十分了得的拳师收徒，我心里十分痒痒。

一打听，学1坛拳（3套拳花、一套器械），要收33.33元的学费，这真是奇怪的数字，不知道师傅咋想的。

可一个10多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多钱？我就从父亲那里偷钱交学费。

学了拳，打起架来更加厉害了，小小年纪在县城里也有了一定的名气，身边围着一帮小兄弟，吆五喝六的。

一天，我和一位小兄弟在菜市场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鬼鬼祟祟的，他趁人不备，偷了几十斤的大米和面条转身就走。

我看不惯这种小偷小摸的人，气不打一处出，立即追了上去。男子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扬着拳头说：“小屁孩，少管闲事，不然揍死你。”

我迎上去几下就将他放倒在地。这个男子现在都80多岁了，我们在县城里偶尔遇见，还会打声招呼。

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倒在地，我也受到了连累，被扣了一顶“小爬虫”的帽子。

学校不让我上课，用硬纸板做了一块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上面倒写着我的名字“王祥生”3个字。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叉，然后交给我一担畚箕，让我去河里挑鹅卵石，回学校做体育看台。

这种气我哪受得了？

干了两天，我把担子一扔就回家了，不读书了还能把我怎么样？

我去给人放牛赚工分，把牛赶在河滩里让它们自由吃草，我就在草地上练拳，朝河里扔石头。

我是左撇子，左手的劲特别大，手一扬，石头就飞出老远。

但赶牛回家时，看到同龄人都背着书包上学校，我心里还是羡慕的。班主任觉得我不读书真的要废了，就天天到我家里劝我读书。

我硬气得很，不去。直到1970年我大哥退伍回来，竭力让我回学校。我这才重新回去上学。

上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又听说有一个棍术特别厉害的师傅，在招收徒弟，我立即前去拜师学艺。

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几个派别经常发生武斗，几百人拉开架式棍棒乱飞，打伤打残的人不在少数，县城里被闹得鸡飞狗跳的，很是刺激。

我的那帮小兄弟也混入其中。他们知道我打架厉害，一次次上门邀请我参与。

要是没有上学，我肯定跟着他们去。

六年后我高中毕业，部队来招兵，父亲和大哥一定让我应征，怕我留在家变坏了。

我个子虽然不高，体检才162厘米，但之前天天练，一身的肌肉，身体健壮如牛，体检顺利过了，拿到参军入伍通知书。

走之前，我的那帮小兄弟依依不舍，天天来家里陪我。他们有的比我年龄大，有的比我年龄小。

那时候，他们已经结成几个小团伙，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在社会上混出了一些名气，大家都有些怕他们。

去部队的那天，几十个兄弟也来送我，齐刷刷地站在那里，其他送行的人都离他们远远的，侧目而视。

要是我没有参军，我肯定会成为他们中的重要一员。

绿皮火车一路把我拉到南京，成了南京军区守备第28团三营九连的一名士兵。

我天生一副好力气，到了新兵连如鱼得水。其他新兵练得呲牙咧嘴，我连续卧推130公斤的杠铃轻轻松松；投弹测试，左手能扔出70-80米。

更重要之前跟师傅练过棍术，在部队里练木枪对刺，我要找3个人来对练才过瘾。

服役的第3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热血沸腾，写下血书要求上前线。那时候觉得，当兵的人要是没打过仗，算是白当了。

1979年1月17日，我踏上南下列车抵达中越边境地区，被编入广西军区独立师2团1营1连3排，任7班班长。

先是进行针对性的军事训练，每一个项目，我都十分优秀。那天是星期五，连长找到我说：“下个星期一，全连开会，宣布你任排长的任命。”

我心里可高兴了，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当兵的谁不想当干部？

第二天夜里，轮到我带7班守潜伏哨。突然，“叭”的一声枪响刺破夜空，我命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回过神才发现虚惊一场，原来一名战士的枪走火了。守潜伏哨最怕的是暴露自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连里对这事查了又查。这下，估计排长任命要泡汤了，我也有些垂头丧气的。

果然，星期一的全连会议上，我的任命没有宣布。正当我要将这事忘了的时候，一星期后，连里宣布由我任3排排长兼7班班长。

开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我既盼望它早点到来，又害怕它的到来。

该来的总归要来，2月16日凌晨，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潜伏区。

在边界线上，越方布设有雷区，还拉起了铁丝网。

16日深夜，连里接到指令，要求为大部队向越南方向推进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这个任务落在了我带的7班头上，我决定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副班长主动要求担任第一爆破手。

然而出情况了，放置好的爆破筒没有炸响。此时我们使用的枪械弹药多是文革期间生产的，质量低劣，很多战士因此丢了生命。

谁当第二爆破手呢？这是最危险的，前面的爆破筒引信已经被拉开，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我自己上。

我拿起一支爆破筒，低姿匍匐进行，找到了那支没有爆炸的爆破筒，用绑腿带将它们捆绑在一起，拉出引信，快速后退。

“轰”，爆破筒炸了，又引爆了周边的地雷，爆炸声此起彼伏。我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战友们轮番上阵，半个多小时，就开辟出了一条宽10米长30米的通道。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全线打响，我们先是负责歼灭比劳之敌，为团里攻打高巴岭扫除障碍。

因战前对敌情掌握不准，刚到比劳时，越南兵已撤离，我们扑了个空。有劲没地方使，大家都憋着一股子气。

团指令我们从高巴岭一处无名高地搜索前进，侦察敌情。

高巴岭是越南东北边界一座海拔高1060米的大山，由30个小山头组成，其中由北向南交错排列5个较突出的山峰，主峰为位于中央的5号高地。

山势险峻陡峭，沟谷纵横，乱石很多，顶部至山腰杂草丛生，山腰以下丛林密布，山脚雨裂沟多而深。

控制了高巴岭地区，就可直接向北瞰制中国境内丈义、板兴正面约7公里的地区，封锁沿边界平行的桥马垌至岭坳一条长达7公里的公路。

占领高巴岭，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这必将是一场苦战，我对7班的战友们说：“拿出本事给别人看看。”

打仗跟打架一样，要让别人服你，就打赢他们。

这不，靠着我当年打架的狠劲，一招棍术中的抡棍，搞掉了正面相撞的越南兵。

战场瞬息万变，我当时来不及想那么多，赶紧抱着7枚手榴弹，绕到了越军堑壕后面的一个单人掩体里。

此时已经是清早7点来钟，天地渐渐明朗了起来，在下面指挥的副连长朱积生已经看到了我，大声喊道：“王祥生，你快打啊。”

我右手端起冲锋枪扫射，左手投掷手榴弹，威力就大了一倍，左撇子真好。我在上面往下打，战友们在下面往上打。

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越军顿时乱作一团，我大声喊：“敌人要跑啦，大家快冲上来啊。”

越南兵扔下阵地溃散了。7时10分，无名高地被拿下来。

正要打扫战场时，有枪声响起，几颗子弹打在我脚边的地上，溅起几团泥土。为什么还有枪声？

我立即警觉起来，朝四周侦察，发现离无名高地下方60来米的地方有一座茅草房，子弹是从那里打出来的。

副连长朱积生也发现了这一敌情，让我用手榴弹把它炸了。我一摸，身上手榴弹早被用完，从身边一位战友要来几颗，四个全部命中目标。

这时，附近又响起了枪声，一位战友腰部中弹，倒在了我面前。

子弹是高地南面一个“A”字形的掩体里射击出来的。这个掩体用粗大的圆木和石块筑成，十分的坚固，调来无坐力炮打了两炮，也未能将它摧毁。

我跟1班长何伟忠商量，说：“我们摸到掩体上方，你右手投手榴弹，我左手投手榴弹，爆炸后一起冲进去。”

一人拿过一个手榴弹，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我们冲到了掩体的上方，一左一右将手榴弹塞进了掩体里。

“轰”，手榴弹爆炸后，硝烟尚未散去，我俩从掩体两头冲了进去，我脚下被绊了一下，几乎摔倒，用手一扯，是一个越南兵，满脸是血，已经死亡。

突然听到几步之外有呻吟声，我一个前扑，将他压在身下，是一个负了重伤的越南兵。

“王排长，我抓到一个活的。”何伟忠也兴奋地说。

经两个多小时战斗，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高巴岭北侧无名高地，共毙敌14名，俘敌一名，缴获弹药及物资一批。

我方伤12人，亡5人。当天9点半左右，我们奉命立即撤离。

阵地战就跟拉锯子一样，我们撤了，敌方又来了。在修整地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战友严跃庆的遗体。

决不能丢下他。我向连里请战，要把严跃庆带回来。

白天是不能行动，到了晚上，我带着3名战士悄悄地潜回高巴岭北侧无名高地。

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略有一点动静，寂静的山里会产生巨大的声响，暴露目标事小，关键还会影响完成任务。

好在我对这里的地形已经熟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终于找到了一块岩石后面躺着的严跃庆。

他静静地躺着，跟睡着了一样，但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默默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让其他战士们抬着他往回撤，我在后面担任警戒。

部队在对待烈士遗体有规定，一定要小心搬运，必须要有两个人，双手抬着走，一辆卡车只能运送4人，不能把遗体堆起来，这也是对烈士们的尊重。

严跃庆是江苏南京人，1977年入伍，自小失去双亲，由奶奶抚养长大。

想到这些，我一路都在流眼泪。

部队在短暂休整的同时，开始评功评奖。

大家都说我打仗胆子太大了。开战才3天，我成了广西军区独立师2团第一个荣立二等功的幸存参战者。

5天后，我的副连长任命就下来了。职务越高责任越大，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我。

3月1日凌晨4时左右我接到上级“实施穿插，断敌退路”的命令，要求迅速拿下高巴岭934高地。

容不得半点迟滞，我带着连队即刻向934高地进发。

我们的意图仿佛被敌方获知一样，穿插途中，经常遭遇小股越军骚扰和炮击。面对小股越军，我们根本不担心，一打他们就溃散。

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炮击。

每次有炮击，随连指挥的副营长李有林都跑前跑后，扯着嗓子大声叫喊，提醒大家：“选择山体的斜立面隐蔽。”

就在距离穿插指定位置还剩下300多米的时候，又遭到越军长达20多分钟的炮击。

副营长还在跑前跑后喊大家隐蔽。等炮击结束，清点人数重新出发时，副营长却不见了。

一位战友哭着说，他看到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上。

大家分头去找，在一个弹坑边，只找到了47块碎肉。李副营长个子高拔挺立，五官清秀端正，是营里公认的美男子。

我一边把肉块拣起来，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怕掉在副营长的肉上，又扭过头去。

这一路上，越军炮击有8次之多，但除了李副营长一人牺牲外，仅有两名战士负伤。

他在炮火中跑前跑后叫战士们隐蔽，他自己难道不知道隐蔽吗？这事对我冲击非常大。

一个令人敬佩的战地指挥员，是把手下战士的命，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

我们就这样打打走走，走走打打，18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14个小时，才穿插到指定位置。

此时，大家已经精疲力竭，夜色也开始降临。连一口气还没有顺过来，上级又下达了“3月2日拂晓前必须攻下934高地”的命令。

军令如山，不容违抗，大家又打起精神全副武装出发了。

山陡林密，天色黑暗，相距两米就看不清人影，我下令每个战士拉住前面战士的衣角前行。

没有现成的道路，在漆黑夜幕中前行，摔倒了不能叫，被树枝、竹尖刺破了手脚不能出声。

从头天下午6时到次日凌晨4时，摸黑跋涉了整整10个小时，距离主峰还剩下100余米。

有过练拳的底子，从体力上来说，这样的行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问题。

突然，前面传来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是走在前面的战士踏入了越方埋设的地雷区，前进受阻，受伤的战士有30余名。

越南地形极其复杂，越军充分利用这一点，在我军可能会路经的道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

地雷一颗连着一颗，一层压着一层，有的狰狞地从泥土里露了半截，有的干脆全身亮在外边。

连长朱积生目光在所有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我头上，问道：“王祥生，你不是胆子大吗，敢跟我一起去排雷吗？”

没有我不敢的事。

部队要从雷区趟过，必须先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我在左边，朱积生连长在右边，没有专业的探雷排雷工具，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特别是此刻，天依然漆黑一片，也只有用手去触摸和排雷是最妥当的。

我和连长蹲下身子，用手向前和左右又轻又缓地摸索着。一旦摸到了地雷，就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排除掉。

越方埋下的大多是压发、松发和绊发地雷。汗水从我的额头上冒出来，流进了眼睛，沙沙的很难受，又不能用手去抹，只能拼命地眨眼睛。

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说不害怕那是假话。身后的战友个个都凝神屏气，四周很静，落叶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我排掉第10个地雷的时候，右边传来了爆炸声。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连长不小心触发了一颗地雷。

我冲过去想把连长扶起来，他问道：“你看看我的右腿是不是被炸飞了？”

我伸手一摸，心里一喜，腿还在。

连长感觉不对，说：“继续往下摸。”

原来连长右脚的脚后跟被炸飞了，剩下的半个前脚掌靠一张皮跟脚脖子连在一起。

我朝身后喊道：“救护兵，快来包扎。”

连长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1连就拜托你了，兄弟们就交给你了。”

我说：“连长，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

安全通道还没有打通，我不希望其他兄弟跟我一起冒险，决定独自完成这项任务。

我要过3支战士行军用的探路竹竿，用绑腿布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差不多有4米来长，我用它拍打着排雷。

前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地雷爆炸声，弹片呼呼地从我身边和头顶飞过。

突然，我的左小腿一热，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弹片扎了进去，我抬了一下腿，它还听使唤，就不管它了。

等这场战役结束后，我才用一把小刀把弹片剔出来。

一条安全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战士们这才发起了冲锋，于拂晓前歼灭了934高地守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在高地上部署防御。

连长负伤后，被送到后方医治了，连里的很多工作都由我来代理。

那天，我靠在堑壕里抽烟，1班长何伟忠走了过来，要过一支烟也抽了起来。

他突然转过身问我：“王班长，打仗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我都当上副连长了，他还是习惯叫我班长。

自那天我们一同协作拿下敌方“A”字形掩体，各抓了一名俘虏后，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何伟忠是广西恭城县人，比我还早入伍1年，资历比我还老。

我说：“想考大学。”

听人说，立二等功的退伍军人参加高考，有20分的加分，我打心底里想多学点知识。

何伟忠看向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轻声地说：“打完仗后，我只想回家，回家好好过日子。”

亲历过生死的人，最想的就是好好过日子。

然而，这个小小的心愿很多人不能实现。

在高巴岭934高地防御了两天时间，一道命令又下到连里，要求立即攻打5号高地。

何伟忠找到我，要求带尖刀班去侦察路线和敌情。

本来，我想自己带尖刀班的，犹豫了片刻，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千万要小心，等打完这仗，可能真的可以回家了。”

“对，回家。”何伟忠朝我点了点头。

检查完装备，何伟忠带着尖刀班踏上了征程。我目送他们渐渐走远，直至消失在视野里。

那一天，我总有些心神不宁，不祥的预感挥之不散，好像真的要发生点什么。

没过多长时间，一名战士飞速赶回来报告说，尖刀班误入越方地雷区，班长何伟忠被炸伤。

又是遇到雷区，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立即带上一支冲锋枪赶往现场。

在距离5号高地1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岔里，只见何伟忠躺在地上，几位战士围住他，都束手无策。

何伟忠触发了一颗绊发雷，仰天倒地后，战友们上前要救他时，他发现自己的后背和左脚各压着一颗松发式地雷。

这种松发式地雷被踩中后，并不会立即引爆，对地雷施加的压力会触发释放引信的保险销，此时地雷就进入了爆炸待机模式。

一旦压力消失，即踩中地雷者抬脚离开地雷，引信就会触发弹簧，弹簧击打撞针冲击火帽，最后引爆地雷。

可恶的地雷。

何伟忠拒绝战友们救他，是担心地雷爆炸后伤及战友。

看到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何伟忠粗着嗓子吼道：“你们快走，谁也别理我。”

“你是我的兄弟，怎么能不管？”

我把一只手轻轻地伸进何伟忠的后背，准确地按住了那颗地雷，以防它受力起爆，然后让战友们抬起何伟忠的上身。

我腾出另一只手用匕首从地雷下方挖出一条沟，拿一根鞋带从地雷下方的沟里穿过，垫上一块石头并系紧。

这一排雷技术我是从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兵那里学来的。用同样的办法，我把何伟忠脚上的那颗松发式地雷也排除掉了。

我背上何伟忠就往回走，后背上粘稠稠的，全是他的鲜血。他问我：“王班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奋力往前跑，说：“快了快了。”

刚跑出10多步，我感觉后背没有了喘气声，回头叫他，他再也没有答应了。

两个我最好的兄弟，朱积生和何伟忠，都死伤在越方布设的地雷上。

带着一股子怒气，我发誓要奋勇杀敌，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报仇。

长达十昼夜的争夺战中，我们守住了高巴岭。直到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我们才随团撤出阵地，回到了祖国。

但我却在国境内，差点也因为地雷丢了性命。

当时，我们连在中越1号界碑附近驻防，两方工事遥遥相望，仅相距500来米。

每天，连里不定时安排小分队在边境线上巡逻。巡逻线离敌方更近，只有200米左右，甚至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没有向对方发一枪一弹。

我以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就这样结束了，于是就天天跑到团政治处闹，要求退伍回去考大学。

团首长把我批评了一通，说王祥生，退伍考大学的事情你想都别想，你这样的人不当兵不带兵，是浪费。

到4月初，团政治处把我叫过去，说王祥生，你不是想上学吗？好，满足你了。

领导让我即刻准备，17日就到广西军区报到，然后集中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读书。

我一听，愣在那里。

走出团部时，我往树干上重重地捶打了一拳，树叶刷刷地往下掉。我提醒自己，以后也算是一个去高等院校进修过的人了，要斯文一点。

当时连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副连长，两个人轮流带一个排坚守在边境阵地上。

4月11日那天，副连长找到我说：“王副连长，最近我肠胃不舒服拉肚子，你能不能替我几天？”

我一口答应了。要离开连队了，我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当天晚上，边境线上突然响了两个地雷。夜色笼罩，我担心有意外，没有组织人员到现场察看，要求全体战士加强警戒。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6名战士去边境线上巡逻，侦察昨晚地雷爆炸的地点和原因。我带头走在最前头，走的是惯常走的巡逻线，没发现异常。

可就在返回的时候，“轰轰轰……”一连串巨响。

一位战士绊到了连发地雷，7人当中1人当场牺牲，6人负伤，我的左肘关节被炸成粉碎性骨折。

这时候，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在鼓掌在狂笑，叽叽喳喳地叫着什么，扭头一看，在越方工事上，站着几十名越南兵，是他们在幸灾乐祸。

这下我全明白过来了，昨天晚上是越方故意引爆了两颗地雷，然后夜里在我方经常巡逻的路线上埋设了地雷，布下一个圈套引我们往里钻。

一股血冲上了我的脑门，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单手端起冲锋枪朝着敌方一阵扫射，当场有几名越南兵倒地。

敌方早有预谋，几乎在我枪响的同时他们也开枪了。我一边反击，一边指挥战友们隐蔽，又转身呼叫我方的战友增援。

子弹像雨点一样朝我打来，由于已经被地雷炸伤，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先是左臂中了一枪，接着左脚掌弓中了一枪，最后，在我扭身换弹夹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后背钻入，穿透左肝，从腹部穿出。

我不由自主地低头一看，腹部的枪眼有酒盏那么大，血泉水般地往外涌。

这时，我方的增援已经赶到，以强大的火力将敌方压制下去，才把伤亡人员全部救走。

躺在担架上的我只感觉到心跳加快，气息短促，没一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以为自己会死，但经过4天的抢救，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白色的蚊帐，白色的被单，身上缠满白色的纱布，疼痛像风吹起的水纹，一波接着一波。

疼痛的感觉真好，证明自己还活着。

在医院里呆了足足56天，我决定偷偷地从这里逃出去，医生和护士都对我放松了警惕，我觉得逃跑能够成功。

这时候被地雷炸伤的左臂肘关节仍然打着石膏；两处子弹贯穿伤口没有痊愈；3块嵌在左后颅、脖子里的弹片也没有取出来……

但我不能在医院里再呆下去了，我要回到前沿阵地，跟生死兄弟守在一起。

于是我从医院逃跑出来，两天后，终于回到我熟悉的中越边境，公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军车，气氛森严，弥漫着战争的气息。

当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连指导员王力生面前时，他气得吹胡子瞪眼，说：“现在有两个任务，你必须立即坚决完成。”

我听后兴奋了起来，以为又要让我带兵执行任务。

王力生说：“第一，你赶紧打电话给183医院，说明自己消失的原因，他们都急死了，在到处找人。第二，你赶紧拍电报回家报个平安，你家里以为你牺牲了。”

我上越南打仗前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过后就没顾上写信了。

几天前，老家的人民武装部专门去到我家，说我已经牺牲，让家里提供一张照片做档案，好好宣传一下我这个烈士。

我父亲以泪洗脸，马上拍电报到部队问情况，刚好那两天我突然从医院里消失，可把大家给急坏了。

我把指导员交给的两件任务完成了。

3天后，我大哥还是赶到了连队，见到我时，先是把我上下左右看了好几回，才松了一口气，接着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他给我带了几十个鸡蛋，旅途颠簸，担心鸡蛋碰碎，就把它们嵌在白糖里。在我老家，白糖鸡蛋羹是最好的滋补品。

大哥还给了我50块钱，让我买点好吃的。

他大我12岁，我们兄弟俩感情非常好，大哥参加过抗美援越，是个汽车兵。前几年还冒着美军枪林弹雨，给越南运送了不少的枪支弹药。

想不到越南人是个白眼狼，当年我们不惜代价支援他们打跑美国人，没过几年，他们反目成仇，开始大肆挑衅我们，最终引发了这场战争。

那天，站在中越边境线上的两兄弟，一个是参加抗美援越的，一个是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两人的身份如此截然相反。

我半开玩笑地说：“大哥，把我炸伤打伤的地雷和子弹，可能就是你当年运送给他们的。”

大哥愣在那里，不知如何作答。

正说着话，几名战士经过，向我一个敬礼：“王连长好。”

大哥的眼睛瞪得像电灯泡那么大，说：“你都当连长了，连长有工资，快把那50元钱还给我。”

虽然战场上我表现出色，在大哥跟前，我还是个顽劣的孩子。

可惜我在连队才呆了1个月，伤口化脓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战后，我们连被广州军区授予“夜老虎英雄连”荣誉称号；我所带的7班也被授予“智勇双全、英勇善战”锦旗一面。

战争的伤痛伴随我终生，我从不后悔。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深造的机会。

1982年底，我团改了番号，成建制地开赴到洞庭湖畔，从事军垦生产。

从战场转到农场，紧握钢枪的手只能拿锄头，有战士跟我抱怨，知道当兵是来种地，让我父亲来就是了。

我要强和不服输的性格又来了，我连共有1672亩地，军垦任务十分繁重，我不能让兄弟们掉队。

作为一连之长，我发誓要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

有一个笔记本我一直没有给别人看，上面详细记着每一位战士的生日、家庭地址、亲人名字，性格喜好、脾气等等。

每一天，我都要翻看一下，我最怕疏忽了他们的生日。

部队过生日，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按照我老家的习惯，下一碗长寿面，里面卧进去3个鸡蛋。

很多战士吱溜吱溜吃面条的时候，是连鼻涕眼泪一起吸下去的。

这个笔记本都让我翻烂了。

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到农场第二个春天，我体内的弹片和部分伤口再次感染，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手术后，体内插入一根引流管，向外排泄体内异物。

正值播种季节，作为连长，在病床上怎么躺得住？跟上一次一样，我又偷偷地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我手提着引流吊瓶回到连队。战士们看到我早晨出操时，手按着肚子提着瓶子跟他们跑步时，都哭得稀里哗啦。

我虽然不能弯腰干农活，但可以在田边为他们唱歌、讲笑话。业余时间组织他们打球、下棋，我在旁边给他们鼓掌。

引流瓶一直跟随我整整3年时间。

在全连的努力下，连续4年我连产量第一、交粮总量第一，连续4年被评为先进连队、先进党支部，连续4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个人也被广州军区授予先进个人标兵荣誉称号，荣立二等功。

1984年，我回老家探亲，以前在一起混的小兄弟纷纷来看望我，他们请我吃饭喝酒，一起回忆过去许多的往事。

但是，还有部分小兄弟，在国家的严打中被逮捕判刑，送进了监狱劳动改造。

我决定去监狱里看看他们，就买了一批笔记本和钢笔。

我第一个去探望的是以前跟我最要好的小兄弟，他因为流氓抢劫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几年不见，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优秀军官，一道深深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

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我把笔记本和钢笔透过铁栅栏推到他面前，说：“在里面好好改造，要多学点文化知识，出来后重新做人。”

小兄弟把笔记本和钢笔推了回来，歪着嘴巴说：“王祥生，你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要是你没有去参军，你肯定跟我一样。”

我呆在那里无言以对。

我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战友们每次说我是“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如今生产上的模范”的时候，我都觉得受之有愧。

说真的，要是没有去当兵，我完全有可能进班房；要是没有去打仗，我顶多是个平庸的大头兵，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和以后的人生。

那么，我应该感谢战争吗？

不，我可以确定，我不感谢战争。

我憎恨战争，它夺走了我那么多的好兄弟。

王祥生从小很痞，但心中从不缺乏正义。

战争只是加速了他的成长，让他有了眷恋，有了恐惧，有了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都说只要见过生死，受过煎熬之后，才知道人生的选择、经历有多么重要。

对于战争亲历者来说，一个来回，生命已经发生了质变。

而作为普通人，生命实在不需要如此惨痛的改变。

我们不管身处何地，都应用足够的勇气，直奔那良善之地。

编辑：罗伯特刘

插画：徐六耳 大五花 娃娃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