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也即公元1577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张居正需辞掉所有工作回家服丧守孝27个月，这在当时叫“丁忧守制”。

27个月就是2年零三个月，这对于张居正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自从他勾结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驱逐了前任首辅高拱之后，他取而代之成为了内阁首辅。内有两宫太后和冯保的支持，加之万历皇帝年龄尚小，明朝的政务都由张居正定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代帝摄政”，俨然霍光、王莽在世。但如今若要他辞职两年多时间，他披肝沥胆推行的改革面临半途而废的风险，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张居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当道德和教条挡住他的路，他不会退缩，而是圆融地绕个弯过去。这点和近代的曾国藩非常相似。

于是，张居正行动了。他首先叫内阁次辅吕调阳和张四维向皇上打报告请求挽留他。如果得到皇帝的挽留，他就不用回家“丁忧”，这在当时叫“夺情”。然后张居正又通过太监冯保向小皇帝吹风，促成皇帝同意夺情。

万历小皇帝接到两位内阁次辅的奏疏，又有冯保在旁边的吹风“建议”，遂下旨挽留张居正，声称元辅先生太重要了，朕一天也无法离开您。张居正接到皇帝的挽留御旨，假装很难过，上疏表示自己还是想回家守孝。

张居正内心希望夺情，但在公开的奏疏中却表示想丁忧。皇帝再三挽留他，他再三地想回家。一场由张居正自导自演的表演大戏就此开始。在此过程中，万历为此潸然泪下，而张居正也号啕大哭，甚至痛哭泣血。最后，张居正“不得不”放弃回家守孝，“痛苦地”继续为朝廷服务，不过只需要在京城服丧七七四十九天就可。

张居正虽然依靠自己的暗中运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激起了一些官员的激烈反对。其中以这四个人最为激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主事沈思孝、刑部员外郎艾穆。他们分别上疏弹劾张居正。

张居正对这四个不识好歹的人非常愤怒，于是联合冯保下旨，给予这四个官员施以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感到事情要闹大了，对张居正说，现在朝廷舆论汹汹，希望张居正息事宁人。张居正不知如何回答，竟然向马自强下跪，一手捻着长须，口里念念有词：公饶我，公饶我。

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率领数十人直接到张居正的家里乞求他饶恕四位官员。张居正说，这是皇帝愤怒的结果。王锡爵则说，这是皇帝的愤怒，也是老先生您的愤怒。王锡爵的一句话一语点破要害，令张居正无言以对。于是张居正又跪下了，把手放在脖子上做出杀头的样子，口里振振有词：皇上强迫我留下来，而你们非要我走，这不是要杀我吗？你来杀我，你来杀我。王锡爵见状，吓得赶紧离开张府。

张居正

张居正的两次下跪真令人叫绝。他作为内阁首辅已然大权在握，为何会向普通官员下跪？我想有这三个原因：

一，张居正忌惮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古代的社会极其重视孝道，若被戴上“不孝”的罪名，不管是谁都会身败名裂。那些反对他的人之所以理直气壮，就是高举孝义的旗帜，对此张居正理屈词穷。

二、明朝的内阁阁臣看似宰相，但其本质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官阶只有五品。而六部尚书是正二品，比内阁首辅高得多。我们之所以感觉内阁首辅比六部更煊赫，因为他们具有票拟圣旨的权力。另外，很多内阁阁臣也兼三公、六部尚书等职务，但其本质还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所以张居正向礼部尚书等官员下跪并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换在其他朝代，宰相向六部下跪才是轰动的大事。

三、这跟张居正圆融的处事风格有关。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在乎个人荣辱。他的唯一目标是把他的改革推行下去，为此不能丁忧。他对于父亲的去世不可能不难过，但是跟新政相比，这已经不算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