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中南海单独见陈玉英，谈话间：杨开慧牺牲前有交代

1957年春末的一天，中南海内一片静谧。毛主席在书房来回踱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这一天，他特地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来访者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名叫陈玉英。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段岁月里，她曾是毛主席家中的保姆，更是杨开慧生前最后的见证者。当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陈玉英不仅是一名普通的保姆，更是杨开慧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持者。如今，这位承载着许多往事的老人即将走进中南海，带来了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毛主席心中萦绕着一个问题：在杨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究竟留下了什么话？这段没有被历史书写的对话，又会揭示怎样的真相？

一、陈玉英的早年经历

1896年，陈玉英出生在宁乡县坝塘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那时的湖南，土地兼并严重，佃农的日子格外艰难。陈玉英的父亲常年租种地主的田地，一家人常常食不果腹。六岁那年，一场大旱让家里雪上加霜，父母为了全家能活命，不得不将年幼的陈玉英卖给同村姓张的人家做童养媳。

在张家的日子并不好过。陈玉英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做工，喂猪、担水、洗衣、煮饭，所有的重活都落在这个年幼的孩子身上。张家人总嫌她干活不够麻利，经常打骂。十岁那年，张家的长工看不下去她受的苦，偷偷帮她逃了出来。

逃出张家后，陈玉英辗转到了长沙。在一个缝纫铺里当学徒，跟着师傅学做衣服。因为手巧，很快就学会了手艺。这个时期，她还跟着铺子里的大姐识字读书，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余时间，她常去茶馆听说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1915年，十九岁的陈玉英嫁给了一个姓孙的小商贩。丈夫做小本生意，在街上卖些日用杂货。婚后，陈玉英白天帮人浆洗衣服，晚上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1920年，丈夫因病去世，留下她一个人艰难度日。

为了生计，陈玉英开始帮人做保姆。她先后在长沙城里几户人家做工，因为勤快能干，做事利落，很受雇主欢迎。1926年冬天，经人介绍，她来到了毛泽东家。当时的她已经三十岁，走南闯北的经历让她懂得很多世间的道理。

来到毛家的第一天，陈玉英就被这家人的不同寻常所打动。杨开慧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主妇的架子，而是把她当作朋友对待。毛泽东也总是和气地跟她说话，询问她的想法。家里来往的客人虽然大多是知识分子，但对她都很尊重。

在照顾孩子方面，陈玉英格外用心。大的岸英才四岁，小的岸青只有两岁，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她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每天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在杨开慧忙于工作的时候，她就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

这样的日子虽然忙碌，但陈玉英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和温暖，也逐渐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理想。

二、在毛泽东家庭中的日常生活

在望麓园的日子里，陈玉英逐渐融入了这个特殊的家庭。每天清晨，她都会早早起床，先去菜市场采买新鲜的蔬菜。杨开慧特意给了她一个竹篮，上面还绣着一朵小花，这是杨开慧亲手做的。采购回来后，陈玉英总是先将食材分类整理，然后开始准备早餐。

在照顾孩子方面，陈玉英自有一套方法。岸英性格活泼，喜欢到处跑，她就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花草，教岸英认识不同的植物。岸青比较文静，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她便教他唱儿歌，给他讲故事。最小的岸龙出生后，更是需要特别的照料。每到夜里孩子啼哭，陈玉英总是第一个醒来，轻轻哄着孩子，让杨开慧能够多休息一会。

1927年初，家里常有革命同志来往。彭湃来的时候，总爱吃辣，陈玉英特意在小菜园里种了几棵辣椒。何叔衡喜欢喝绿茶，她就在茶罐里常备着上等的洞庭碧螺春。夏明翰来访时总是在深夜，她总会准备一些热汤面，让大家填填肚子。

有一次，一位地下党员化装成商人来送情报，被反动派盯梢。陈玉英见势不妙，立即带着对方从后门绕到井边，假装教他看衣服的洗法，直到盯梢的人走远。这件事后，杨开慧专门给她缝了一件新衣裳，衣襟里还缝了个暗袋，方便她藏放传递的信件。

在文化学习上，杨开慧是陈玉英的好老师。每天晚上，趁着孩子们睡着后，杨开慧就教她认字读报。渐渐地，陈玉英不仅能看懂简单的标语，还学会了写信。毛泽东看到她的进步，特意送了她一本《新青年》，鼓励她多读书。

家务活中，陈玉英最拿手的是洗衣服。她懂得用不同的水温处理不同的衣料，连毛泽东最爱穿的那件白衬衫，都是她一手洗护。她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晾衣架，专门用来晾晒书籍和报纸，因为那时候经常下雨，许多重要的文件都需要特别保管。

到了1927年秋天，形势越发严峻。家里的活动也更加隐秘。陈玉英开始学会了暗号，比如窗台上放几盆花代表安全，晾几件特定的衣服则是示警。她还在菜园里挖了个地窖，用来藏放文件和武器。

随着白色恐怖加剧，杨开慧决定带着孩子们回湖南农村。临行前，她将家中的机密文件交给陈玉英处理。陈玉英连夜将文件烧毁，然后把灰烬撒在菜园里。这一走，就是她和毛家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三、特殊年代的生死考验

1930年10月的一个深夜，反动派突然包围了杨开慧居住的宁乡伍家坪。陈玉英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听到外面的动静后，立即从后门溜出去报信。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杨开慧已经被捕。陈玉英没有逃走，而是主动跟着去了警察局，要求和杨开慧关在一起。

在狱中，陈玉英想尽办法照顾杨开慧。她用换洗衣服的机会，将藏在衣服夹层里的纸条传递给外面的同志。狱警认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姆，警惕性并不高。利用这一点，她成功地建立起了里应外合的联络网。

当时在长沙城里，有一个由地下党员王昭午组织的秘密营救小组。陈玉英通过送饭的机会，将狱中的情况通过暗语传递给探监的同志。她在馒头里藏纸条，在菜汤里打手势，甚至利用晾晒衣物的位置来传递信息。

营救行动本来已经策划妥当，可是事情却出现了意外。一个叫张敬尧的叛徒向国民党告密，暴露了营救计划。狱方随即加强了看守，将杨开慧转移到了更加森严的牢房。陈玉英虽然仍可以送饭，但已经无法靠近杨开慧。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玉英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地下党派来一位化装成狱警的同志，准备在转移犯人时实施营救。陈玉英负责打探押送路线和时间。她装作打扫卫生，留意狱警的谈话，甚至故意讨好典狱长的太太，想套取情报。

然而，敌人的行动比预想的要快。1930年11月14日，当陈玉英照常送早饭时，却发现杨开慧已经被提审。她立即找到了暗中联络的同志王昭午，但为时已晚。当天下午，杨开慧就被秘密处决。

在杨开慧牺牲前的最后时刻，陈玉英是唯一在场的亲人。她看到杨开慧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除了交代个人遗物，还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地下联络点。这封信后来被陈玉英缝在衣服里保存下来。

杨开慧牺牲后，陈玉英并没有立即离开。她继续在狱中打探其他被关押同志的消息。这期间，她遇到了另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李维汉。通过给李维汉送饭的机会，她又建立起新的联络渠道。

直到1931年初，组织上考虑到陈玉英的安全，才安排她秘密转移。地下党员伪装成她的亲戚，办理了保释手续。临走前，她将杨开慧的遗物和那封家书都带了出来，并按照组织安排，转移到了湘潭农村。

这段隐藏在地下的斗争经历，成为了陈玉英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记忆。她不仅见证了杨开慧的最后时刻，更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完成了一个普通保姆远超职责的使命。

四、解放后的平凡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玉英回到了家乡宁乡县。当地政府了解到她的经历后，多次邀请她参加各类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但她都婉言谢绝了。她选择了一种最朴实的生活方式：在农村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在宁乡县坝塘公社，陈玉英和几位老师一起创办了一所简易小学。学校最初只有一间泥砖房，几张破旧的课桌。她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一点积蓄都投入到了学校建设中。每天清晨，她都要走五里山路去学校，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1950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冲毁了学校的房屋。陈玉英带着学生们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继续上课。白天教书，晚上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山上采石头，准备重建校舍。县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快拨款支持学校重建。

1952年，陈玉英响应号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她深知贫苦农民的疾苦，在丈量土地、分配财产时特别照顾困难户。她还经常给工作队的年轻人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但从不提自己的功劳。

1954年，组织上安排她到长沙文史馆工作。在这里，她开始整理革命历史资料。她将自己保存的杨开慧遗物和相关文件都捐献给了档案馆，但对于那封最后的家书，她始终珍藏着。

1956年春节前夕，湖南省博物馆筹备革命史展览，邀请陈玉英提供相关史料。她不仅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实物资料，还详细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但她坚持不在展览中出现自己的名字。

这一年夏天，中央派人专程来到宁乡，邀请陈玉英去北京。起初她推辞说自己还要教书，后来得知是毛主席要见她，才同意成行。临行前，她特意带上了那封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家书。

在北京期间，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很好的住处，但她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每天早上，她都要自己打扫房间，叠好被褥。院子里的花草也被她照料得很好。工作人员劝她休息，她总说自己是农村人，闲不住。

闲暇时，她常常到北京的小学去看望学生。看到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她感到特别欣慰。她给孩子们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即便在北京，她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本色。她婉拒了所有的待遇，只在组织安排的食堂用餐。每天傍晚，她都要沿着中南海附近的街道散步，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五、晚年对革命历史的守护

1960年代初，陈玉英开始在湖南省档案馆担任特约研究员。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革命史料，特别是有关望麓园时期的历史文献。她将自己保存的文件、书信、照片等物品全部捐献给了档案馆，并详细记录下每件物品的来源和历史背景。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陈玉英发现了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1963年春，她在整理一批旧报纸时，发现了1927年《长沙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地下党活动的报道。这则报道虽然是敌人发布的，但却间接证实了当时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网。她立即将这份报纸送到省文史研究室。

1965年，湖南省筹备建设革命纪念馆。陈玉英被邀请参与筹建工作。她不仅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还帮助考证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比如，她详细描述了望麓园的房屋布局，甚至画出了当年地下党联络点的分布图。

1966年，省里组织人员采访革命老同志。陈玉英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但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功绩。她重点记述了那些牺牲的同志，特别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的事迹。

到了1970年代，陈玉英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她仍然坚持整理历史资料。每当有人来采访，她总是耐心地回答问题，纠正一些历史记载中的错误。她特别注意保护那些重要的历史文物，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保存条件。

197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派人来湖南收集史料。陈玉英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笔记本交给了他们。这本笔记详细记录了1927年至1930年间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

1978年，陈玉英最后一次去望麓园。她仔细查看了每一处修缮的地方，指出了一些不够准确的细节。比如，她发现厨房的位置与原来有偏差，后院的井台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在她的建议下，这些都得到了修正。

晚年的陈玉英一直关注着革命历史的研究工作。她收集了很多当地老人的口述史料，将这些年过去后可能会消失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她还专门整理了一份地下党员的名单，详细注明了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和联络方式。

1980年，她将最后保存的一批文件交给了省档案馆。这些文件包括了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还有一些烈士的遗物。她特别交代工作人员要妥善保管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陈玉英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她住在一间普通的房子里，除了一些历史书籍和档案材料，几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她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