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1969年，在中加建交谈判中，中方通过讨论弄清了加拿大同我国建交的考虑，便采取高屋建瓴的态势，强调谈判首先应就建交原则达成协议。鉴于过去加拿大政府负责人对台湾问题发表过错误言论，我方要求加方澄清态度。加方表示确愿建交，只承认一个中国，不搞“两个中国”，在建交后投票支持恢复我方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据当年作为王栋大使助手而参加会谈的俞孟嘉先生回忆，谈判涉及好几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台湾问题进行讨论和寻求达成协议。

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方阐明建交原则，加方谈其主张；第二阶段，通过说理促使加方基本接受我方建交原则；第三阶段，讨论并草拟建交联合公报。

第一阶段谈了两轮，我方提出了建交三原则：

(一)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二)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

(三)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蒋介石的“代表”留在联合国里。

加方表达的主张是打算按中法建交模式达成协议，并想用承认中国来换取贸易、民航、领事、索赔、使馆待遇等一系列要求，还提出了两条建交原则：

(一)对台湾地位、“一中一台”不表态；(二)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预先承担义务。

1969年10月14日中加建交谈判进入第五轮，开始转入对建交公报文稿和有关措辞的讨论。中方促加方就中方建交三原侧进行澄清和纠正态度。鉴于加方回避在“一中一台”问题上表态，王栋大使指出对方的言行实质上是搞“一中一台”，并强调说：“这与你们所说的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矛盾的。”

在谈判中，你来我往，王栋与玛格尔已经很熟悉了；谈判既有针锋相对的冲突，也有轻松友好的插曲。

谈判间隙，也有闲聊。

有一次，王栋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谈判地点选在巴黎，中法关系、加法关系都很好，而且我们驻法国大使是经过长征的黄镇将军。”

玛格尔答道：

“我久闻黄镇将军大名，对其也很景仰，遗憾的是，选了巴黎将不是我与他打交道。我还是愿意选在这儿。开始我也对渥太华方面选择偏僻的斯德哥尔摩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特鲁多总理觉得巴黎太热闹了，耳目众多，事还没谈成就会张扬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夏普外长说，在地处欧洲北边一隅的寂静古城谈判，当然就不容易泄密。”

王栋又说：“瑞典是西方世界首先承认中国的国家，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玛格尔说：“你知道吗，特鲁多总理给我们俩什么建议吗？”

王栋说：“总理肯定预料到我们会吵架的。”

玛格尔笑说：

“你猜对了。他说，你吵架了或是谈累了，可以坐着马车经过中世纪的街头，穿过古色古香的马车道，到临湖的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进餐，然后一起乘一艘游船，过了好些个桥洞以后，上王后岛上去欣赏阿道尔夫国王两百多年前建的中国宫，这是国王赠送给美丽的洛维萨王后的生日礼物。在中国宫的二楼，可以静心欣赏回音壁的动听音韵，这是仿北京天坛回音壁建造的。”

王栋吃惊地问：“你们总理为什么对中国的景物如此熟悉，对这儿的景物、道路也这样熟悉？”

玛格尔说：“特鲁多总理青年时代去欧洲读大学，然后来了一次骑摩托车的环球旅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到过中国；1962年他又去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

据说，两个大使真的相约一起去城郊的王后岛去参观中国宫。王后岛上的中国宫是瑞典首都很著名的古建筑，始建于1753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推崇中国文化，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就建了一座木结构的中国宫殿，送给王后洛维萨·乌尔里卡做生日礼物。

10年后，1763年，兴致勃勃的国王又下令以土石结构重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现任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同意重建，还邀请了中国古建筑专家指导，经过8年多的精心修缮，1967年终于焕然一新。

尽管王栋此前还没有游览过，但是他是北京人，自小对京城的景物极其熟悉，小时候就常与伙伴们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等地去玩耍；于是，此次游览中国宫，王栋就亲自担当讲解，看见什么讲什么，向玛格尔大使介绍。他结合中国文化背景，介绍这座中国宫里的主殿、回廊和侧殿，殿里的中国特色的陈设，不同房间里摆着的中国瓷花瓶、茶具、漆器、宫灯、象牙宝塔、文房四宝、泥人、中国算盘、杆秤等，讲解着墙上挂的中国山水、花鸟画及书法、条屏等。王栋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最后，在主殿二楼的回音壁前，倾听了奇妙动听的回音之后，王栋讲解了它的结构原理。

玛格尔听了格外兴奋，说：

“王大使，完成加中建交谈判任务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访问北京。”

1969年12月间，中加建交谈判正在进行之际，也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外交场合猛追中国人，要恢复中美会谈的时候。这时，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第24届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加拿大仍按过去的做法投票支持美国提案，反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北京不得不指示中方代表对谈判进行“冷处理”，在数月里不与加方联系。

这就使谈判出现了一个曲折，暂时中断了。

1969年圣诞与1970年新年都过去了，再过两三个月就是他执政整满两个年头了，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宣布承认中国。新年过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他没法休息。先是与军队、警方要员研商了新年后在蒙特利尔街头发现未爆炸弹之事，已有证据表明是分离主义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安置的。然后，他又听取了夏普外长的汇报，关心加中建交谈判的进展。他得知谈判卡壳了，卡在台湾问题上。他听汇报时眉头皱起来了。

他对夏普说，容他考虑一下。

夏普告辞后，特鲁多就换上运动衣去溜冰。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遇到什么难题，就去滑冰。他来到河边时，遇到了汉弥尔顿一家人溜完了冰正要回家。汉弥尔顿现在是众议院议员，尽管是在野党进步保守党的骨干人物，却是力主与中国建交的。

汉弥尔顿朝他竖起了大拇指，问：“北京的事，怎么样啦？”

他说：“正在进行。还有问题要解决。”

汉弥尔顿听出此话的含意，就笑说：“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

他点点头，纵身跃上冰面，就滑了出去。速度加快了。他的思绪在滑冰中就没有停止过。

他在想着汉弥尔顿的事。汉弥尔顿前些年任农业部长时卖小麦给中国搞的小麦贸易，曾在政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并使其在加拿大很有些影响。但是，特鲁多本人并不认为粮食贸易是自己决定承认中国并使关系正常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有舆论说：“粮食贸易为促进加拿大承认中国铺平了道路。”他听说了，虽然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中加两国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为加拿大承认中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有关数据表明，从1961年第一笔粮食交易，至1968年他出任总理时，中国成为加拿大剩余谷物的第二大市场，加拿大已经从中国累计赚了30亿加元。这对加拿大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加拿大社会各界都有许多人主张承认中国。

据196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0%以上的加拿大人支持中加建交；1966年的民意调查又显示：有55%的加拿大人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特鲁多执政提出要承认中国时，在内阁与议会遇到不小的阻力。粮食贸易，也是他用以克服阻力的有力的战斗武器。

他在1968年5月13日的一次演说中，就曾这样说：

“现存的问题是，一个代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政府甚至同与它进行积极贸易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这样的局面明显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正常的。我赞成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适当条件下的外交承认，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以便为稳定国际秩序做贡献。”

阿尔文·汉弥尔顿，给人一个永远充满活力的印象。

汉弥尔顿是前一届迪芬贝克进步保守党政府农业部部长，与特鲁多不是同一个党派，但其一直主张加拿大要尽早承认新中国的态度是与特鲁多一致的。多年以后，有的舆论曾经将汉弥尔顿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力主并亲自实施之长期大量卖粮食给中国的事为“小麦行动”。

1960年10月，迪芬贝克总理改组政府，原担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的汉弥尔顿转而调任农业部部长。汉弥尔顿一上任，马上就面临要解决前任遇到的一个大难题：50年代以来，加拿大产的谷物大量过剩，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生活。

汉弥尔顿不予置理美国要西方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反华政策，决定开辟中国这个极其广大的市场，并于1960年秋主动派人到北京进行接触；同年11月，中国采购人员也随即到了蒙特利尔，中加两国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粮食买卖。

当时中国由于极“左”经济政策的干扰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极其困难的状况，粮食极为缺乏，这可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大买主。

1961年初，中国和加拿大签订了购买2800万蒲式耳和1200万蒲式耳(两项共合100万吨)谷物的协定；这第一项粮食贸易协定是开拓性的，它为当时加拿大增长迅速的剩余小麦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也在政治上打开了中国之门的一道小缝，这才使得特鲁多得以在1962年实现了访问中国的夙愿。

第一笔买卖做成之后，汉弥尔顿受到鼓舞，兴奋起来了，他立即继续着手与中国谈判签订长期粮食贸易协议。为此，他考虑拿出一个“以赠促销”的方案，赠送一定数量的粮食给中国，以促使中国长期购买加拿大的粮食。

当时，中国做外贸受到很大局限。中国受美国发动的反华政策孤立和经济封锁，只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做贸易，外汇储备极其短缺，很难使用外汇支付粮款。

中国买加拿大小麦不是按国际常规以美元结算，而是只付英镑，以至于加拿大报纸上流传着一则中国使用英镑来源的流言，说中国政府将进城后没收旧政权金库及资本家地主的光洋（银圆)，都集中回炉熔化铸成银锭，拿去伦敦金融中心兑换成英镑。流言当然是假的，中国缺乏外汇却是真的。

两国在1961年关于长期粮食贸易的谈判中，中方动了脑筋，提出了一个使加方十分动心的方案：中国在今后两年半内要购买约500万吨小麦和128万吨大麦，条件是使用加拿大贷款、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以及签订长期贸易协议。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说：贷款是主要条件。中国的方案能消化掉巨额的加拿大剩余粮食，对加拿大有极大好处。

汉弥尔顿认真考虑之后，笑着说：“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缺美元却并不缺智慧。”

汉弥尔顿觉得这个方案对两国都大有好处，就打算接受。

但是，这个方案在内阁讨论的时候，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层面。首先是内阁实力派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竭力反对。因为银行贷款需政府担保，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实际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者还担心，中国会利用加拿大粮食提前建立军事储备。有的反对者还担心会遭到来自美国的报复，在防御问题上不予合作或是减少美国资本在加拿大投资。还有人担心中国人会赖账。内阁为此争论不休。

当加拿大的内阁还在反复讨论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闲着，也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粮食贸易谈判。从香港获得的消息传到渥太华，汉弥尔顿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消息表明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这个难逢的机会。

最后，汉弥尔顿为了促成这宗对加拿大极其有利的长期粮食贸易，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担保，将他的乌纱帽搁在总理面前做抵押！在当年4月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在反对派发言过后，汉弥尔顿站起来，大义凛然地扫视了会场一眼之后，严肃地向迪芬贝克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

“总理阁下，如果这项对加拿大国民极其有利的粮食贸易协议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的话，鄙人作为管农业的部长，只好辞职。我在此声明，要是协议签订之后中国人失约赖账，就免去我的部长职务，不过要公布我辞职的真实原因。总理要是不同意我辞职，就请批准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

年近七十白发苍苍的老总理迪芬贝克听了，稍稍流露出一点惊诧神情，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数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老总理一直没有表态。此时，会议厅里已经静寂无声；据说当时有一个部长惊讶得嘴里叼着的木烟斗都掉落在地板上，发出了很响的声音。反对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有想到汉弥尔顿会下如此大的赌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抵押。

至此时候，需要老总理表态定音了。迪芬贝克在盛产谷物的加拿大西部担任过20年律师，深知广大农场主的切身利益。

老总理沉默地环视着与会者，以极其平静的声音说：

“看，你们看！这个人是真的要辞职了，你们都听见了，他是动真格的了！因为他相信这是完全有利于加拿大国民的方案。你们不赞成的话，是否准备做出同样的辞职行动呢？！”

老总理听了片刻，会场静极了，没有人再提出反对。

老总理微微点点头，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讨论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数十天之后，1961年4月22日，中加两国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长期小麦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中方先付25%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期限9个月。实施中，贷款额后来突破1亿美元，因为中方买粮也突破了。通过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加拿大共卖给中国3.62亿美元谷物，并自此开始中加两国持久的小麦贸易的历史。

1964年三四月间，汉弥尔顿卸任之后，偕夫人访问中国，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

加拿大的报纸有过报道，中国主人对客人说：

1959年至1961年的灾荒几乎粉碎了我们的“热情”，大跃进收效甚微，“当我们全国付出巨大的努力探索的时候，我们没有朋友，你们却开始卖给我们小麦”。

周恩来对汉弥尔顿说，中国人民过去有诺尔曼·白求恩、切斯特·朗宁这样的好朋友，现在又有了你这样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向来不会忘记患难时期的老朋友的。果然，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特别是60年代后期，尽管中国农业生产已经恢复，粮食增产，但是中国非但未减少从加拿大进口粮食，还逐年增加进口。

与周恩来那次谈话有一个半小时，给汉弥尔顿很深的印象。

晚年的汉弥尔顿寓居在渥太华，他对来访问的中国人回忆起这次谈话，感到周恩来对人如此真诚、坦率，受人尊敬。

汉弥尔顿回忆说：

“90分钟的会谈，我认识到他极力希望告诉我的是，他在政治生活结束以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使中美以某种方式恢复和睦关系。”

汉弥尔顿为周恩来的谈话所感动，此后，他便就自己所理解的周恩来的意愿，广泛接触美国议员和政治家，包括约翰逊总统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1961年4月22日，中加两国在香港签订了小麦长期贸易协定传达中国政府实现中美和解的愿望。

他在动员美国人与中国重归于好的过程中，提到了同中国“通过贸易换和平”的论点，对美国人很有吸引力。

他晚年在回忆1961年最早的小麦贸易情形时说：

他欣赏当时小麦局主任奥托·拉格先生所说的，“小麦局在加拿大采取行动之前就已承认了中国”。以至于有的加拿大学者评价说，小麦贸易“是一宗特殊买卖，是向北京敞开大门的外交突破”。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