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国民政府把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搬迁到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搬迁到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随后，北平的众多学者和教授纷纷前往远离战争前线的昆明。

但是，周作人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却不肯跟随学校前往昆明，执意要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书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当年“执意要留在北平”的原因：

“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

周作人认为，如果像其他的学者和教授一样前去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远离战争前线，只是靠口头发表一下抗日宣言，相当于放空炮，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周作人觉得，只要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哪怕是为日本人做一些事情，也能让北平的损失降到最低。

正是周作人这种扭曲的道德观，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民族责任感。

后来，周作人在法庭上一直大言不惭的替自己开脱罪责：“我虽然替日本人卖命，但是并没有危害国家，甚至还有益于人民！”

周作人能够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对于自己卖国求荣的举动并没有感到一丝愧疚。

其实，在日本人侵占华北地区的那段时间里，周作人也确实帮助日本人做了许多推行奴化教育的丑行，彻底违背了自身的民族责任感。

中国近代诗人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当中写道，周作人因为贪图安逸，迷恋北平八道湾的舒适优裕生活，不想在动乱之中颠沛流离，所以才不肯离开北平。

况且，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就是日本人，他也算是日本人的家属了，侵华日军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除此之外，羽太信子是一个贪图享受的女人，她强烈反对周作人前往昆明吃苦受罪，这也是周作人不愿离开北平的一个原因。

在1941年的时候，周作人还在日记里面记载了他在北平的奢华生活：

“1月26日，周作人给两个孙子买衣服，一天就花掉315元。12月24日，周作人给自己和妻子羽太信子买了两件狐皮大衣，花掉1500元。周作人家里的家具豪华，一次性购买桌椅就花了2100元。周作人还隔三岔五出钱请客，置办酒席，家里还雇佣了一二十个仆人。”

在当时那个年代，周作人能够过上这种富贵生活，完全是日本人带给他的！

然而，于周作人的这种富贵生活相比，他对待母亲鲁瑞和嫂子朱安的态度却是非常抠搜，每个月只给她们15元的生活费，还不及他日常花费的零头。

当时，周作人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更是众多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周作人在决定当汉奸之前，内心也曾经是无比纠结，毕竟一旦背负汉奸这个骂名，可是终身都无法洗清了！

自从日军攻占北平之后，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汤尔和担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担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除此之外，“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接收了华北地区的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等等。

一些没有跟随学校南下的留校教授只好投靠日本人，例如钱稻孙等人。

当然，日本人自然不会忘记颇有名气的周作人，他们开始处心积虑拉拢周作人，想要让周作人替自己办事。

日本人之所以会盯上周作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周作人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在文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若是把他拉拢过来，必定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为日本人效力。

第二，周作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日本留学，还写了许多研究日本文化的文章，他还公开表示说：“热爱日本一切的文化”。

第三，日本控制了华北地区，并且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们也需要汇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一方面可以为日本人编文赞颂，另一方面还可推行对华北地区的奴化教育。

于是，日本人派出已经下水的周作人的朋友钱稻孙、汤尔和等人游说周作人。

汤尔和劝说周作人：“你不妨出来给日本人效力，负责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事务，保证你能吃香的喝辣的，衣食无忧！”

这番话恰好戳中了周作人的痛处......

周作人平时的开销一向大手大脚，面对日本人许诺的金钱诱惑，他开始有些心动了。

然而，此时的周作人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当汉奸，他似乎也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这关，让他陷入了百般纠结当中。

几天之后，周作人试探性地参加了一个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活动，顿时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38年2月，应日本人的邀请，周作人乘船前往日本大阪，出席了一次“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协同发展中日文化。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作人还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表示说：“我一向很支持中国学生积极学习日本文化，学习日本文化的最好途径就是让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去学！”

正是由于周作人的这番言论，表达了他亲近日本的危险信号。

于是，这个消息通过报纸传到了中国，中国文化界纷纷怒骂周作人卖国求荣。面对众人的指责，让他在当汉奸的道路上变得畏手畏脚，不敢轻易下定决心。

尽管日本人不断以各种金钱和名利进行诱惑，周作人的态度始终都是模棱两可。

根据现代著名作家倪墨炎所写的《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一书当中的记载：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周作人一连拒绝了日本人送上门的好几个伪职。7月拒绝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邀为教课的聘请，并且退还了聘书。8月他又拒绝参加“东亚文化协会”，还嘱咐一个朋友不要去参加。9月拒绝了日本人提供的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一职。”

然而，就在周作人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他遭到了一次行刺事件，险些丧失性命，而这件事情最终让他下定决心走上了汉奸之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想要刺杀周作人呢？

1946年，周作人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这样说道：

“1939年元旦，日本派人刺杀我，逼迫我下水，我为了保命只好当汉奸。”

根据周作人晚年创作的《知堂回想录》，以及当代著名作家王锡荣创作的《周作人生平疑案》，可以大致还原当时的场景。

1939年1月1日上午9点左右，周作人曾经的学生沈启无来到周宅拜访，周作人请他进入西屋的客厅里面，他们两人聊起了家常。

不一会儿，家里的仆人徐田走了进来，对周作人说：“天津中日学院的一个姓李的学生想要见您！”

于是，周作人就吩咐徐田把这个李姓学生请到客厅里来。

在徐田的带领下，李姓学生走进客厅，来到周作人的面前，说道：“请问您是周先生吗？”

周作人回答说：“是的，我是周作人！”

话音刚落，李姓学生当即从腰里拔出手枪，击中了周作人的腹部，随后又朝着一旁的沈启无也开了一枪，打在了左肩上面。

随后，李姓学生马上逃出了周宅......

一阵惊吓过后，徐田等仆人立刻将周作人和沈启无送到了日本人开办的日华同仁医院进行救治。

沈启无的中枪位置是在左肩，并无大碍，而周作人却被击中了腹部，这可是致命的部位。

看到周作人一直捂着腹部，一位日本医生说道：“几年之前，日本首相浜口雄幸在车站遭遇行刺，就是伤在此处，最后丢了性命。”

然而，就在日本医生准备进行手术的时候，才惊讶发现，子弹根本就没有打进周作人的腹部，只是在腹部留有一块巴掌大小的淤青和表皮擦伤。

当天下午，日本警察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在周作人家里的客厅找到了一枚碎成两半的纽扣，原来是这枚纽扣救了周作人一命。

经过这次遇刺事件，日本宪兵队开始入驻八道湾，贴身保护周作人的人身安全。

周作人认为，自己曾经三番两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想必日本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刺客一定是日本人派来的，想要把自己置于死地。

周作人在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说道：“行刺的人戴着口罩，戴着帽子，我也认不出他是谁，大概是日本人指使的。”

根据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当中的记述，他猜测当时是日本人想要刺杀他，并提供了两条依据：一是日本宪兵在调查这起行刺案件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种恶意的态度，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二是刺客至少有两个人，他们没有选择在自己去燕京大学上课的途中下手，而是在自己家里。

周作人写道：“我以前在报纸上也写文章，说了从自家走到燕京大学的必经之路，以及大概的时间，如果刺客弄清楚了这一点，选择在路上下手，就可以万无一失，也用不着两个人，一个人就足够！”

那么，刺客为什么要找到家里，而不选择在路上动手呢？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当中是这样记述的：

“这是日本人故意避免让人联想到我去燕京大学上课的事情，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我在燕京大学当座客教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而这种拒绝触怒了谁，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

周作人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他拒绝了日本人提供的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职务，从而得罪了日本人，日本人才会派出刺客刺杀他。

但是，周作人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外界的认同，王锡荣就认为周作人的说法过于牵强。

对于这些质疑，王锡荣在《周作人生平疑案》当中写道：

“当时的周作人已经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文化座谈会，还发表了讲话，可以说，他的一条腿已经下了水，日本人保护他都唯恐不及，又怎么肯杀掉他呢？况且，如果是日本人想要杀他，还用得着盘问两个小时，并派人来保护他吗？”

其实，王锡荣的质疑还是颇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侵略中国之后，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他们要想杀掉周作人，还用得着遮遮掩掩派人行刺吗？

日本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周作人抓起来，然后杀掉。

而且，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日本人是想使用这种做法来逼迫他当汉奸，那么刺客为什么会射击他的腹部，这可是致命的部位，显然刺客就是要将他置于死地的。

如此一来，周作人在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辩解自己是“被日本人威逼下水”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周作人之所以说自己是被日本人逼迫才当的汉奸，或许是想要博得法庭的同情，从而减轻自己的判罚。

尽管外界并不认可周作人的这种说法，但是这起行刺事件也一直未能破案，从而成为了一件未解之谜。

究竟是什么人想要置周作人于死地，王锡荣在《周作人生平疑案》当中写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1946年，一个叫作卢品飞的华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黑暗的地下》，书中自称当时他和另外两人一起行刺了周作人，他们听说周作人要当汉奸，于是动手实施行刺。

对于这种说法，周作人在1962年写给香港朋友鲍耀明的信件里面，直接给予了否认，并提出了质疑。

周作人坚持声称，当时的刺客只有两人，并不像卢品飞在书中所说的三人。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说：“卢品飞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他是借助写书的名义，想要骗取钱财而已！”

第二种说法：近代作家洪炎秋曾经说过：“周作人的侄子、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他听说伯父要当汉奸，觉得这是一件对于家族非常耻辱的事情。为了保住伯父的清白，周丰三就跟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谋划刺杀了周作人。”

然而，让周丰三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刺杀行动并没有杀死周作人，反而让周作人下定决心当了汉奸。

因此，周丰三的内心极度崩溃，于1941年开枪自尽。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洪炎秋的一面之词，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也一直备受外界的质疑。

第三种说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还健在的范旭回忆说：“我和李如鹏、赵尔仁实施了对周作人的刺杀行动！”

当时的范旭、李如鹏和赵尔仁都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李如鹏找到“燕京小组”的范旭说：“我受上峰的命令，要去杀掉一个人，他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有消息称他已经和日本人合作，要去日本傀儡政府担任教育督查办。”

李如鹏继续说道：“他的威望很高，信任和尊敬他的人很多，他的亲日行为比任何宣传危害性都大，我们必须要在他上任之前把他干掉。”

于是，就有了之后周作人遇刺的事件，而那位登门拜访的李姓学生，恰好对应李如鹏的姓氏。

同时，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抗日杀奸团”的另一个成员方圻的确认，从而被外界广泛认可。

尽管这三种说法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依然存在一些谜团，或许这些谜团永远都不会解开了！

总而言之，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因为这次行刺事件，才让周作人不再纠结，正式下定决心接受日本人任命的职务，甘心为日本人效力。

听说周作人遭遇行刺，已经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大学校长的钱稻孙赶忙前来探望他，并劝说他接受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

此时的周作人已经想通，无论是为了保命也好，还是为了名利也罢，他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正式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当中这样写道：

“我下午收到北京大学的聘书，仍然是关于图书馆馆长的事情，事实上，我不能不当。”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作人正式走向了汉奸之路，而且还替日本人做了许多奴化华北教育的事情，他的叛变，无疑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