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1月，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村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按照刘氏家族的谱系排序，父母给他起名叫作“刘绍选”。
由于刘少奇在九个叔伯兄弟当中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家人都称呼他为“九满”。
刘少奇的父亲名叫刘寿生，他是一个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他把祖上流传下来的“人生在世，惟耕与读，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作为家里的家训。
因此，刘寿生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有出息。
在刘少奇八岁的时候，就被刘寿生送到炭子冲村附近的一所私塾里面学习，先后学会了《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典著作。
在这所私塾里，刘少奇连续学习了六年的时间。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刘少奇在学习当中逐渐长大，他已经不再满足在私塾里面学到的内容，刘寿生珍藏的几本书籍被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于是，刘少奇只好去别人家里借书，拿回家里进行阅读。
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刘少奇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进步书籍，每次读到这些，都会让他感到心潮澎湃。
刘少奇在私塾里认识了一位周同学，周同学的父亲曾经在日本留学，也是同盟会的一员，家中珍藏的许多书籍，于是他就经常来到周同学家里看书。
正是在周同学的家里，通过阅读书籍，刘少奇不仅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的事迹，也知道了华盛顿、瓦特和富兰克林等外国人的思想。
刘少奇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开拓了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在热爱读书和学习方面，刘少奇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一边读书，一边烤火，竟然把鞋子都烧着了。
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刘少奇专门把家里杂屋后面的小偏房收拾干净，当作他的书房。
每次放学之后，刘少奇很少像同龄的孩子一样玩耍，他通常都是钻进书房读书。为了按时归还借来的书籍，他经常熬夜，读到入迷的时候，甚至都忘记了吃饭。
母亲担心刘少奇的身体吃不消，专门给他立了两个规矩：一是每餐要按时跟家人一起吃饭，二是每天晚上读书只能使用半盏灯油。
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答应了母亲提出的两条规矩。
然而，对于嗜书如命的刘少奇来说，每天晚上只有半盏灯油，根本就不够他使用，但这也难不倒他。
书房的旁边是家里的碾坊，父母晚上在碾坊工作的时候，光线可以透进书房里面，刘少奇先利用微弱的光线读书，等到父母工作结束之后再点燃只有半盏灯油的油灯。
有一次，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给他讲了“辛亥革命”的故事，并送给他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他对此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
正是《辛亥革命始末记》这本书，对刘少奇的思想触动非常巨大。
当时的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以及大清王朝的封建腐朽统治，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苦难之中。
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刘少奇坚决要求哥哥帮他剪掉头上的辫子，意味着他要跟封建腐朽的大清王朝彻底决裂。
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少奇就立下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立志要成为一个像“辛亥革命”当中的英雄。
1913年，年仅十四岁的刘少奇考进了让他向往已久的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
玉潭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里面的老师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跟传统的私塾有着很大的不同，还能够学到在传统私塾里面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刘少奇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经常去学校的图书室和阅报室，以此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外界的局势。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在欧洲地区进行厮杀，根本没有精力顾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到中国，北洋政府于8月6日宣布保持中立，同时积极寻求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外交支持，尤其希望日本能够保持中立。
对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来说，这正是一次吞并中国的大好时机。
于是，大隈重信以“英国和日本结为同盟”为借口，企图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助英国一臂之力。
其实，日本想要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目的，是想趁机夺取德国在山东地区的权益，扩大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而实现逐步吞并中国的目标。
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下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具体内容为：
“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出去或者解除武装，并限定于9月15日以前，将山东地区的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给中国。”
除此之外，日本要求德国必须在8月23日中午之前给出答复！
然而，德国并没有理会日本所谓的“最后通牒”，大隈重信于8月23日郑重宣布：“日本正式向德国宣战！”
日本向德国宣战之后，大隈重信马上派出大批军舰从日本沿海出发，朝着中国山东驶去。
面对这种情况，北洋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在山东地区划定了一片“中立区”，企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军队进入山东地区。
可是，日本竟然不顾北洋政府划定的“中立区”，于9月2日强行在龙口进行登陆，并且挥师西进，于11月7日攻陷了青岛，从而占领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
对于日本的野蛮行径，虽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十分愤怒，但又不能跟日本撕破脸皮，因为他还要借助日本的势力登上帝位。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以“归国返任”为由面见袁世凯，他向袁世凯作出许诺，一定会全力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并借此向北洋政府递交了关于“二十一条”的文件。
与此同时，日置益要求袁世凯，必须要绝对保密，尽快就“二十一条”给予答复。
袁世凯看完“二十一条”的内容之后，愤怒地说道：“所有条款当中，不是干涉北洋政府的内政，就是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实在难以同意。”
但是，袁世凯十分清楚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还无法跟强大的日本对抗，再加上自己想要恢复帝制还要依赖日本，因此不能直接当面拒绝。
于是，袁世凯立刻召集北洋政府的徐世昌等人召开会议，研究应对之策。
最终，袁世凯决定：先适当拖延与日本的谈判进程，尽量更多的跟日本讨价还价。
然而，日本可是没有那么多耐心谈来谈去，他们强迫袁世凯尽快同意“二十一条”当中的内容，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并给袁世凯设定了一个最后日期。
袁世凯企图借助美国和英国的帮助，向日本进行施压，他们只是口头答应，却始终不见采取任何措施。
其实，美国和英国在确保在中国的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并没有想要跟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意思。
眼看美国和英国已经指望不上，袁世凯无奈做出了对日本妥协的决定。
1915年5月9日，被“皇帝梦”冲昏头脑的袁世凯彻底失去了理智，全然不顾民族大义、不顾领土完整、不顾国家尊严，最终同意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直到如今，5月9日一直被称为“国耻日”！
随着“二十一条”的签字生效，中国的大片国土被日本占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爱国志士群情激愤，一些团体和学生纷纷走向街头，举行游行抗议活动，拒不承认“二十一条”，同时也将“讨袁运动”推向了高潮。
就是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游行抗议活动。
刘少奇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胸前还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带领大家高声呼喊“严惩卖国贼袁世凯”的口号。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到宁乡县的县城街头进行演讲，向民众宣讲“爱国救国”的思想。
除此之外，刘少奇还跟其他同学一起，自发组成了一个抵制日货小组，他们跑到县城的各个商店，劝说老板不要售卖日本商品，还跟一些爱国群众一起将收缴上来的日本商品进行封存。
在这次参加“声讨袁世凯”的游行抗议活动之后，刘少奇就把自己的字改为“卫黄”，寓意就是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
从此以后，刘少奇在玉潭学校就开始使用刘卫黄这个名字，他还在一个自己制作的笔筒上面刻上这个名字，时刻鞭策和激励自己。
尽管此时的刘少奇年纪轻轻，但他已经坚定了心中的信念，那就是要“坚持走在寻找救国、救民和真理的曲折道路上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以处理战后问题，北洋政府也派出特使参加。然而，他们竟然直接绕开北洋政府的特使，强行把德国原先在山东地区的特权交给日本，从而招来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更加可恨的是，对于这个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北洋政府竟然选择了接受。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彻底看透了北洋政府的腐朽和软弱，纷纷走上北京的街头，直接爆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很快，“五四爱国运动”就从北京蔓延到了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除了学生以外，就连商人、工人和百姓也纷纷加入其中，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和其它事件。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之后，刘少奇的内心热血沸腾，于是毫不犹豫的决定前往北京。
刚一到达北京，刘少奇就感受了当地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反对封建政府的浓厚氛围，同时还广泛传播着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
面对一系列的新思潮和新知识，都让刘少奇产生了极大的触动。
随后，刘少奇考入了北京大学，但是他根本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即使收到了录取通知，他也只能望而却步。
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选择报考其它学校，经过多方辗转，他顺利考进了距离北京不远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这里不收取学费。
在此期间，刘少奇有了更加丰富的阅读资源，《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更是成为了他每期必读的书籍。
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刘少奇不仅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开始正式接触马克思主义，这些新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少奇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
“我们当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实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以后，并没有机会前往法国留学，于是他就回到了湖南长沙。
在长沙的那段时间里，经过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介绍，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上海法租界内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自从外国语学社成立以后，开始从全国各个青年团组织当中招募了优秀的青年团员，正是在这里，刘少奇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刘少奇主要学习俄文，以及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
当时，跟刘少奇在同一个班级学习的同学既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也有众所皆知的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就在这一年，中国著名的翻译家陈望道翻译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刘少奇经常给其他同学们讲解这部著作的内容。
除了用心学习俄文以外，刘少奇还经常参加一些外国语学社举办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都会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不厌其烦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的时候，其他同学会在上海法租界内逛街游玩，刘少奇却很少跟他们一起出去，他把时间全都放在了读书上面。
萧劲光后来回忆起在外国语学社的这段生活，他这样说道：
“刘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习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刘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和阅读《共产党宣言》，或者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让刘少奇产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前往俄国留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终于，刘少奇的想法得到了实现......
1921年5月，刘少奇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在这里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课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刘少奇和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十几人才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学习非常紧张，而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干活，但是每天的食物只有一块面包和几个土豆。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几个中国来的学生实在难以忍受，甚至直接提出了退学请求。
然而，刘少奇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始终能够保持坚定的意志，用一种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对待困难，把困难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
这年的冬天，刘少奇和其他同学一起，在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
直到1960年12月的时候，已经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来到苏联进行访问，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回忆起曾经的那段经历：
“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