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8年春天，战火纷飞的武汉城内，一桩骇人听闻的性侵案在国民党驻武汉军法处引起轩然大波。受害者陈愉，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楼将亮的夫人，竟遭到六名军政要员的侵犯。这六人中，有中校主任、少校军医，甚至还有警察局督察员。正当陈愉的丈夫因重病被隔离之际，这群禽兽趁虚而入，不仅作案还以丈夫病情相要挟。面对强权，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军官夫人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勇敢地寻求司法正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此案最终经由白崇禧上报蒋介石，六名罪犯中四人被判处死刑，两人被判无期徒刑。这起案件，成为了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欺压百姓的典型代表。

乱世浮沉话悲欢 军宅命运殊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纪律松弛。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武汉作为长江中游重镇，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国民党统治区内贪污腐败，官僚横行霸道的现象愈发严重。

陈愉出身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家中长辈思想开明，重视女子教育。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陈愉获得了难得的求学机会。

凭借着聪颖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的精神，陈愉成功考入师范大学。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是难能可贵的成就。

毕业后不久，陈愉与国民党军中的青年才俊楼将亮相识。楼将亮为人正直，军事才能出众，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团长。

两人婚后生活和睦，在武汉城内的军官圈子里颇受羡慕。楼将亮仕途顺遂，陈愉相夫教子，日子过得平静美满。

然而好景不长，1947年底，楼将亮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称为＂绝症＂的疾病，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由于肺结核的传染性，医院不得不将楼将亮安排在隔离病房。陈愉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照顾病重的丈夫。

随着楼将亮病情加重，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也日渐衰退。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对这个家庭虎视眈眈。

这对原本幸福的军官家庭，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正逐渐走向一个无法预料的深渊。陈愉不会想到，她即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在那个权力至上的年代，一个军官配偶的地位完全依附于丈夫的军衔和势力。当楼将亮卧病在床，失去了权力庇护时，这个家庭也失去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这个时期的武汉城，表面上还维持着战时政治中心的体面，但暗地里早已是军阀割据、军纪败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失去靠山的军官夫人，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

军宅落难遭围猎 畜生恃权行

武汉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作为一名军官夫人的陈愉每天都要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为丈夫送饭送药。在这条走廊上，六个身居要职的军政要员总是徘徊不去。

这六个人分别是国民党中校主任崔博文、陆军上尉凌志、少校副官石磐、少校军医主任曾玄名、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还有一名大学生袁尚质。他们仗着与医院领导的特殊关系，在医院里为所欲为。

在楼将亮还有实权的时候，这些人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楼将亮病情加重，他们察觉到这位军官夫人已经失去了靠山。

一天上午，陈愉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照顾丈夫。她独自走到病房的储水间打水，却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

崔博文和凌志早已在储水间外埋伏多时。他们突然冲进储水间，将毫无防备的陈愉击倒在地。

其他几个人迅速跟进，他们用准备好的纱布堵住陈愉的嘴，防止她发出声音。在这个偏僻的储水间里，六个禽兽开始了他们的罪恶行径。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医院里的其他人对此浑然不觉。即便有人经过储水间，也只当里面无人。

事后，这六个人还威胁陈愉不准声张。他们扬言如果她敢报案，就让她丈夫得不到治疗。

这些施暴者中，崔博文是医院领导的亲戚，在医院内部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其他几人也都与医院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深知在这个权力至上的环境里，一个失势军官的妻子根本无力反抗。这种嚣张的气焰，正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横行霸道的真实写照。

案发现场的储水间，后来成了陈愉的噩梦。每次经过那里，她都要强迫自己绕道而行。

这些军政要员仗着权势，不仅实施了这种丧尽天良的暴行，还在事后处处刁难陈愉。他们经常在病房外故意遇见她，用轻蔑的眼神和言语羞辱她。

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察觉到了这些人的反常行为，但碍于这些人的权势，没有人敢过问此事。医院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就这样，一个本该受到保护的军官夫人，在丈夫病重期间遭受了这样的摧残。这件事成为了国民党统治末期，军政要员欺压百姓的又一个血淋淋的证据。

军法秉公显威严 罪犯伏法终

陈愉遭受暴行后，面对施暴者的威胁没有选择沉默。她在深夜悄悄离开医院，直接前往武汉军法处提出控诉。

军法处的值班军官听完陈愉的陈述后大为震惊。一份详细的案件报告很快就摆在了武汉军法处长的办公桌上。

军法处长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立即组织人手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分头行动，秘密收集证据，走访医院工作人员。

经过一周的调查，大量证据浮出水面。医院的值班记录、目击证人证词，甚至储水间里遗留的物证都被一一收集。

军法处的调查结果证实了陈愉的指控。六名施暴者的身份和罪行被一一核实，案情远比想象的还要恶劣。

军法处长将案件上报给了当时驻守武汉的白崇禧将军。白崇禧看完案件材料后，勃然大怒。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军政要员的恶性犯罪，更暴露出了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白崇禧当即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为了彰显军法的严肃性，白崇禧直接将案件报告呈送给了在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对此案高度重视，要求从严处理。

军事法庭很快开庭审理此案。庭审持续了三天，期间出动了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干扰审判。

六名被告人在铁证面前，终于认罪。他们狡辩说是一时糊涂，请求法庭从轻处理。

军事法庭根据各人在案件中的具体角色和犯罪情节，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主犯崔博文、凌志、石磐和曾玄名被判处死刑。

从犯查大钧和袁尚质因为认罪态度较好，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同时追缴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作为赔偿。

判决下达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体现了军法的公正和威严。

在判决生效的第三天清晨，四名死刑犯被押赴刑场。行刑前，崔博文等人终于表现出了悔意，但为时已晚。

行刑过程公开进行，数百名武汉市民自发前来观看。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正义得到了伸张。

这起案件的判决在当时的武汉城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惩戒了一批害群之马，更向社会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军法面前，权势不能成为犯罪的护身符。

故事最后，陈愉获得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赔偿金。这些钱后来全部用于丈夫楼将亮的治疗。

这个判决也在军队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打着军政要员旗号作恶的人收敛了许多，武汉城的社会秩序明显改善。

一案镜照乱世殇 历史留痕今

这起轰动武汉的军宅凌虐案在1948年底尘埃落定，但案件的余波仍在持续发酵。当年参与审理此案的军法处官员们，后来大多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陈愉用赔偿金为丈夫延请名医，楼将亮的病情也在慢慢好转。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初武汉形势急转直下。

解放军长江渡江战役打响时，楼将亮已经可以下床走动。陈愉带着尚未痊愈的丈夫，选择留在武汉没有南逃。

解放后，楼将亮主动向新政府投诚，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新政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并未予以追究。

这对夫妻在武汉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度过了余生。楼将亮的病终于治好了，但这场劫难给他们留下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1950年代初，陈愉开始在一所小学任教。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用知识改变着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那两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移交给了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他们的罪行再次得到确认。

这个案件被收录进了武汉市档案馆的特殊案例汇编中。它成为了研究民国时期军政要员腐败的重要史料。

时光飞逝，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武汉医院早已改头换面，但那个储水间的位置，却被后人竖起了一块警示牌。

陈愉和楼将亮在1980年代相继离世。临终前，陈愉将案件的全部资料捐赠给了武汉市博物馆。

这些泛黄的档案里，不仅记录着一段个人的苦难，更反映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现实。一份判决书，道出了千言万语。

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后来统计，1948年前后的武汉，类似的侵犯案件并非孤例。但能够得到严惩的，却寥寥无几。

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沉冤得雪，除了陈愉的勇敢抗争，更得益于当时一些秉公执法的军法官员。他们在乱世中坚守正义的选择，值得后人铭记。

武汉的老街坊们偶尔还会谈起这个案子。他们说，这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堪。

今天的武汉早已旧貌换新颜，但这个案件依然在提醒着人们：任何时代，法律的尊严都不容践踏；任何权势，都不能凌驾于正义之上。

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一些不知名的人，会在武汉烈士陵园里，为陈愉和楼将亮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这些人中，有他们的学生，也有受过他们帮助的后人。

这个发生在民国末年的案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更是一个关于正义与邪恶、权力与法治的永恒寓言。它的价值，穿越时空，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