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2日，日军对衡阳发起进攻，企图用3天时间占领这座城市，打通中国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线。
守卫衡阳的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是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知名战役的方先觉。
方先觉
日军派出多于衡阳守军数倍的兵力围困衡阳，接连发动三次总攻，第十军几乎全军覆没，方先觉曾经多次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报，但是每次蒋介石都回复说：“再坚持坚持”。
强敌虎视眈眈，援军始终没来，守军弹尽粮绝，死守47天后，方先觉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 ”慷慨陈词、荡气回肠，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国民党收到方先觉“最后一电”后，开始大肆宣扬他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却提出了质疑：“最后一电有问题！”。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呢？
说起衡阳血战，方先觉也是一肚子委屈，在他看来，第十军原本是不需要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这完全是作战指挥官指挥错误导致的。
早在衡阳保卫战之前，第十军就连续参加了2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尤其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十军作为增援部队奔赴战场，在和敌人血拼的过程中，三个师的兵力被打得元气大伤。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十军伤亡已经超过了一半，原本担任师长的方先觉也是在这时被提拔为第十军军长。
长沙会战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常德会战，这次会战的战况也是相当激烈，日军集结了6个师的精锐兵力、30多艘舰船、300余艘汽艇、50余架飞机兵分三路全面进攻。
薛岳
国民党指挥官薛岳再次犯了战略性错误，他采取了和长沙会战相同的作战方针，命令第十军的三个师分散作战，导致第十军战斗力大减，最终一个师长战死、一个师长败逃，第十军丧失了半数兵力，无奈之下只能撤退到衡阳地区修整。
也是从常德会战开始，方先觉和薛岳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方先觉认为薛岳有私心，而且指挥不力，这才让第十军溃败。
常德会战后，日军把素有“日军之花”之称的关东军调到了武汉地区，要知道在当时的日本陆军中，说到战斗力和装备，没有能超过关东军的，足见其实力之强。
第九战区司令部很快就察觉到了日军的大动作，快速判断出日军可能要进攻长沙，下令各个部队做好作战准备。但是驻守长沙的薛岳并没有重视起来，上一次会战的胜利，让他产生了轻敌心理，认为即便日军来犯也不足为惧，所以没有做充足的战略部署，他没想到敌人这次是铁了心要拿下长沙。
等到薛岳反应过来的时候，主力部队已经被日军两个精锐部队夹在中间进退两难，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
长沙沦陷以后，日军一路南下，衡阳首当其冲。原本要到衡阳地区休整队伍的方先觉怎么也没想到，第十军还没喘口气，又成了作战主力军。
从交通位置上看，衡阳地区连通着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而西南地区有很多战略要地。当时两湖地区已经相继陷落，一旦衡阳失守，日军将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西南地区，进而摧毁中美空军基地，打通东南亚的作战生命线，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第十军死守衡阳。方先觉很不情愿，经过前几次的教训，他已经完全不信任薛岳了，就直接越过薛岳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大概意思是他们可以死守衡阳，但是军队战斗力削减得厉害，如果没有援军，只怕守不住。他希望重庆方面能够派兵支援衡阳。
蒋介石
蒋介石很快就回信了，他在回信中说：“只需要坚守几天就可以了，援军很快就会到。”方先觉曾经是黄埔第三期的学员，一直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他相信校长不会骗他，就咬着牙坚持了几天，结果连援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敌人的炮火天天在城外轰鸣，一批批伤员从前线退下来，方先觉忍不住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询问援军到哪里了。几天后他就收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援军在路上了，别着急。”
方先觉气得想把电报撕碎，总说援军快来了，援军到底在哪里呢？他隐约觉得蒋介石只是在给他“画大饼”，根本没有所谓的援军。
方先觉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蒋介石当时根本没有可以派遣到衡阳的援军，他只能不断敷衍，甚至用空投嘉奖的方式鼓舞第十军的士气，可惜这些虚幻的东西对于方先觉来说，远没有一颗手榴弹来的更加实惠。
方先觉一方面要指挥军队奋力抵抗敌人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日军的“劝降”诱惑，面对敌机投下来的“归来证”，他当众焚毁，动员全体官兵与衡阳城共存亡。
日军前后发动了三次总攻，6月28日第一次总攻，兵分多路包围衡阳城，之后双方军队在张家山高地展开拉锯战，交火20多次，方先觉给阵地守军的命令是“宁死不退一步”，由于敌人过于强大，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即便如此，日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了上千名士兵。
第一次总攻没有讨到便宜，日军异常恼怒，短暂休整后，又在7月11日发动了第二次总攻，这次日军竟然用上了毒气弹，这在国际战争惯例中是不允许的，可见当时的日军有多么丧心病狂，同时他们还用了大量炸弹对衡阳城进行狂轰滥炸，无数守城战士不是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之下，就是被毒气弹所伤，浑身溃烂痛苦而亡。
在这次总攻中，第十军失去了衡阳城郊多个阵地，面对的敌军包围圈也越来越小。
8月4日第三次总攻，日军的飞机大炮全部出动，炮兵在前开路，步兵在后袭击，所到之处一片废墟，一万多名守城将士壮烈牺牲。
血战一个月之后，第十军伤亡惨重，受伤的战士们从前线退下来，几天以后又扛起枪继续往前冲，后勤保障人员也加入战斗，到最后弹尽粮绝，没有粮食，只能用水草果腹，缺少药品，只能任由伤口溃烂，全军将近两万余人，此时战斗力只剩下三四千人。
救援无望，孤军奋战，方先觉深感无力回天，望着满目疮痍的衡阳城，8月7日这一天，他给重庆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全体官兵决议与衡阳城共存亡。
蒋介石收到这封电报后，立即安排在各大报纸上大肆宣传，衡阳血战，全国瞩目，尽管方先觉还未自杀殉国，但在国民党的宣扬下，他俨然已经成为了“党国的烈士”。
令人意外的是，方先觉发完“最后一电”后并没有杀身成仁，也许是不忍心数千受伤士兵继续牺牲，也许是因为手下私自投降敌人，8月8日中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至此衡阳陷落。
根据资料记载，中日双方在商议停火时，方先觉向日方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保证城内所有官兵的安全，二是提供药品收治伤员，三是衡阳城内的官兵不接受转移，继续留在城内。
日军当时虽然一口答应，但后面又拒绝履行承诺，方先觉气得大骂日本人不讲信用，但此时已无能为力，他本人也被囚禁了起来，直到3个月以后，才在他人的帮助下成功脱险逃回重庆。
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这场战役历时47天，创下了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的记录，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近2万人，让日军付出了伤亡8万余人的惨痛代价，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寡敌众的典型战例。
当时国共两党都给予了这场战役极大的关注，毛泽东专门发表社论赞扬了衡阳守军的无畏精神，蒋介石督促建立纪念碑并亲笔题字。方先觉也在这次战役中名声大噪。
第十军死守衡阳是不争的事实，方先觉身上却始终围绕着两大疑点，第一个疑点是“最后一电”是否存在？第二个疑点是方先觉究竟是被俘还是投降？
按照国民党内部正常的电报程序，各地军队发往重庆的电报都会先发到军令部，由军令部对所有电报进行审核、分拣，需要蒋介石批示的才会转发到总统侍从室，徐永昌当时是军令部部长，可以说所有紧急重要的电报都会经过他的手。
根据他的回忆，8月7日方先觉只发来过两封电报，发电时间都是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衡阳方面发来的电报。
“最后一电”的发电时间为晚上10点，这封没有出现在军令部记录中的电报究竟从何而来？徐永昌曾经发出过质疑，他怀疑“该电恐系代拟”，就是说最后一电不是方先觉发的，而是他人代发的，那又是谁以方先觉的名义发的这封电报呢？
徐永昌把心中的疑虑告诉了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林蔚笑着说：“电报不可能是假的，公布电报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徐永昌想了想，既然蒋介石都认可了，他也不好再质疑什么，就这样，“最后一电”被公布于众，方先觉也成了人人称颂的爱国将领。
徐永昌怀疑最后一电的真伪，史学界也有一个论证，认为最后一电完全是蒋介石一手伪造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这封电报建立国民党的权威，收拢人心，在全国抗战的大势面前，营造国民党军队英勇无畏的形象。
徐永昌
蒋介石敢公布这样一封电报，也是因为他了解方先觉的秉性，要么被俘，要么牺牲，绝对不会投降，只是没想到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方先觉竟然从日军那里完好无损地回到了重庆。
衡阳陷落当日，方先觉究竟是被俘还是投降，这也是史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国民党方面始终认为他是停火后被俘，投降日军是令人不齿的行径，况且“最后一电”已经公布，准备就义的英雄最后却投降了，这脸打得着实响亮，所以蒋介石绝对不会承认“方先觉投降”。
共产党方面却认为他在最后一刻确实变节投降了，这一论断主要是基于停火协议的内容，和日军发布的方先觉谈话内容，国民党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据他的回忆，除了前文提到的三个停火要求，方先觉还向日军提了一个要求——“护送他到南京见汪精卫”，如果没有投降，他不能提这样的要求。
饶少伟
还有一个说法，方先觉开始并没有投降的意思，想要投降的是他手下的一个师长周庆祥，他眼看衡阳即将失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背着方先觉和日军秘密联系商讨投降事宜，日军也给予了丰厚的投降待遇，甚至承诺“降汪不降日”，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这些国民党军官的军人尊严，等到大局已定，方先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就被迫投降了。
国共两党为什么对方先觉是否投降这件事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呢？这与当时的国内形势密不可分。
1944年12月国共谈判陷入僵局，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方先觉返回重庆，蒋介石不但提拔了他的官职，还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将方先觉打造成“中国军人的楷模”。
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投降官兵无论职位高低，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唯有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但没有受到军事制裁，还一再受到嘉奖，究其原因，完全是国民党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这种抛开事实搞政治的处事原则，也许就注定了国民党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