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基本面在2024年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转折性特征。从表面现象看，净息差持续收窄、净利润增速放缓等问题仍在延续，但若穿透数据表象，结合政策调整、传导机制优化以及风险化解的底层逻辑，则会发现行业正经历一场“触底蓄势”的结构性变革。

一、净息差十年下滑的本质：利率市场化与传导机制失衡

过去十年净息差的持续收窄（从2014年的2.7%降至2024年的1.54%），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利差下降”的模糊论断。其核心矛盾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后，资产端与负债端利率传导机制的长期失衡。2019年LPR改革虽推动了贷款定价市场化，但存款利率仍受自律机制约束，导致“贷款利率快速下行、存款成本刚性高企”的非对称格局。例如，2020-2024年间贷款收益率下降近100bp，而存款成本仅降15bp，两者降幅差距达85bp。这种失衡的本质是负债端市场化滞后，银行承担了单边让利实体的成本。

二、政策拐点：从单边让利到双向调控

2022年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传导机制开始修复。该机制将存款利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年期LPR挂钩，首次实现负债端与资产端的联动定价。2024年央行进一步强化“对称降息”政策，例如9月同步下调MLF利率30bp、存款利率25bp，并通过禁止“手工补息”等非价格工具压降负债成本。这种“资产负债两端协同调控”的政策框架，实质上恢复了2015年前保护银行合理利差的制度内核，宣告了单边让利时代的终结。尽管当前净息差仍在下行（2024Q3为1.62%），但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据测算，2025年负债端成本改善可对冲资产端17bps的压力，净息差降幅有望收窄至14bps。

三、存量重定价与风险化解：基本面的双重支撑

负债端红利释放：2024年约15万亿元定期存款到期，其重定价将显著降低付息成本。以兰州银行为例，其高比例定期存款（43%）在利率下调周期中反成优势，推动存款成本下降38bp，最终实现息差同比回升。这种“负债结构周期性反转”的逻辑正在非江浙城商行中扩散，形成局部改善趋势。

资产质量压力可控：零售不良率上升（如房贷不良率2021年后翻倍）虽引发担忧，但规模远小于2016年对公不良潮，且拨备覆盖率仍高达209%。更重要的是，14万亿元地方债务置换方案的落地，系统性化解了潜在信用风险，印证了“全国一盘棋”的治理逻辑。监管层对房地产风险的“早暴露、早处置”策略，也使得头部银行不良生成高峰已过。

四、从现象到本质：投资视角的认知重构

市场对银行股的悲观情绪多源于“线性外推思维”——将息差收窄视为不可逆趋势。但若深入政策内核，会发现三大认知差：

1. 政策目标转变：从“单向输血实体”转向“金融与实体共生”，央行明确要求“保持合理利润和利差水平”；

2. 资产负债表修复：存量风险出清（如化债）与增量风险防控（如零售不良核销）同步推进，拨备厚度（209%）提供安全垫；

3. 非息收入潜力：财富管理、绿色金融等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提升，部分银行已实现手续费收入触底回升。

2024年的银行业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净息差虽未显性回升，但政策底、风险底、估值底已相继确立。正如交通银行、兰州银行通过结构优化实现局部突围，行业整体也将在负债重定价红利释放、资产质量预期改善的双重驱动下，迎来基本面的周期性反转。投资的本质是“因相信而看见”，而非“因看见而相信”——这一逻辑在地方债化解中已得验证，或将在银行股的价值重估中再次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