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初，很多地方都在翘首期盼一份泼天的富贵，本年度的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据，今年的数额是10.2万亿，连续两年突破十万亿大关。
数据出炉后，大家都在关心钱流向了哪里。
比如，四川获得了6185亿元的转移支付遥遥领先，河南拿到5336亿元，湖南、湖北、河北和黑龙江也在4000亿以上。
基本上，获得转移支付额度比较多的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那些人口总量大的地区会有较高的优先级。
至于沿海省份，像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税收贡献大省，获得的转移支付金额较少，基本上都不到2000亿元。
▲图1：
不同人看到这份数据的反应截然不同。
沿海省份人士觉得还得靠我等发达省份来供养贫穷省份，内陆省份也有人觉得自己的家乡该拿的远远不够，还有吃瓜群众觉得一切都与己无关。
我一直觉得“转移支付”四个字承担了太多莫名其妙的情绪，如果简单理解成“劫富济贫”或者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施舍”，这么理解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谬误。
如果不考虑到背后的复杂的央地关系以及我国的多级财政体制，甚至不关心转移支付金额的具体用途，只是停留在数据的简单罗列，所有的分析只会流于表面，成为情绪的无厘头宣泄。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老生常谈的转移支付问题，看一看那些与此相关广为流传的话术陷阱，顺带着探讨一下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谈转移支付的基础逻辑之前，不得不提盘根错节的央地关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伴随着朝代的兴衰更替，一直有一组主要矛盾如影随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
就是这一问题，让盛唐由盛转衰，让东汉脖子入土，让无数王朝的统治者时刻如履薄冰。
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分权还是经济分权，它们的逻辑原点本质上都是财政分权，毕竟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事，才能彰显本级政府的效能及权威。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千年前的大宋朝，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对地方集团实行“制其钱谷”的财政国策。
这样做的原因与北宋建立的时代背景有关。
北宋开国之前，华夏大地面临的是五代十国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群雄并起，捉对厮杀。
而这一切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晚期之后的藩镇割据。
地方节度使因为手握地方财权，原本需要上缴朝廷的赋税钱粮被大量克扣，导致如安禄山、史思明这种草头王林立，形成各自为政的节度使经济，而中央朝廷羸弱无比。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实力决定政治权力。
地方经济的撕裂，导致国家层级的财政崩塌以及权力的不断流失，最终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在藩镇的铁蹄下土崩瓦解。
所以，宋太祖老赵同志在登基之后就痛定思痛想结束掉这种局面，大宋集团首席智库赵普给他出了两个平平无奇的狠招。
军事上，就是非常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团建聚餐收回地方兵权。财政上，则“制其钱谷”，剥夺地方行政长官的财政自主权，将地方财政事务交由朝廷设立的转运使掌控。
当地方失去兵权，财权，其不得不依附于帝国政府。
于是整个北宋时期，别看对抗外敌的能力非常弱鸡，但不影响地方单位被收拾的服服帖帖，基本没有出现过割据叛乱。
这种分权模式下，自然增强了北宋朝廷的宏观调控能力。
比如江浙的钱粮可以通过大运河转汴河源源不断上解汴京，如果地方州府遇到天灾人祸或者外敌入侵导致预算爆表，官家则可以以朝廷名义统一向灾区转运钱粮物资。
一套北宋版的“转移支付”蔚然成形。
历史进程虽不能刻舟求剑的比照，但总是惊人相似。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财政比例开始向中央倾斜。
当年之所以搞分税制，同样是出于形势所迫。
在改开初期，为了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我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统收统支”的大锅饭财政模式，开始执行“分灶吃饭”的财政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把财权下放给地方。
有了目标激励，地方积极性蹭蹭往上涨，收入水涨船高，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当地方财政分的蛋糕越来越大，中央财政能拿到的蛋糕就越来越少，由此直接导致顶层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除此之外，当时的地方财政收入多依赖本地企业税收，于是传统的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统一市场面临很大掣肘。
放眼整个星球，像我国这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体量巨大的大国屈指可数。
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层面需要承担不菲的国防、教育、医疗等大型公共服务的事权开支，而这一切都立足于财政收入。
一旦财权受到影响，相应的事权必然走弱。
90年代初期的我国，面临的恰恰就是一个“强枝弱干”的局面，中央财权太少，事权又过重。以至于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自然灾害，还需要硬着头皮向各个省份搞募捐。
▲图2：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长此以往的后果，历史上已经为我们上演了无数遍。
所以，分税制改革的主基调就是恢复中央的财权。
比如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对象增值税。改革之前，增值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
于是在一番疾风骤雨的博弈之后，中央拿走地方大部分税收，此举也被称为“财权上收”。与此同时，推动中央减负的“简政放权”也在轰轰烈烈进行，更多的事权也在向地方下放，如养老、卫生、教育以及基建等等。
至此央地关系扭转，中央有了更多的财权又减少了事权，而地方财权减少同时需要承担更多中央下放的事权。
此举创造性解决了中央财政不足的问题，国家才有精力去抗洪抢险，去变身基建狂魔，去搞飞船、搞高铁、去造航空母舰，才能有能力、空间和权威去推动全局和长期的发展。
然而，地方在处理千头万绪的现实问题时却头大了，因为摊到头上的这些民生事权全都是吞金兽，很多地方根本无力负担。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于是这又有了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出炉。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铺垫了这么多，只是理顺了央地关系。因为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中央转移支付”一词就无从谈起。
至于本文的重点为什么要转移支付，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央需要为地方承接的原本属于中央的事权买单。
我国实行的是典型的多级财政体制，也就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理想状态下，财权和事权基本挂钩。
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又格外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极大、发展阶段不同，很难做到完全的权责平衡。
所以越是在欠发达地区，越容易出现财力缺口，越无法承担本该由中央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
于是，这个时候，中央财政通过巨额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来专项支付养老、教育、医疗支出，最大程度做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所以现在的转移支付里有一个重要类别就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像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等等都包括在内。
不放弃每一个公民，这才是高等级的人人平等。
除此之外，转移支付的一个大考量是平衡地方发展。
体现在支付预算里叫“一般性转移支付”，涵盖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等等。
这一类目最受争议，往往会被自媒体粗暴解释成吃大锅饭，伴随的话术就是转移损害了区域利益，有愧于自由市场，对转出省份不公平等等。
事实上，这些批判的声音，只关注了转移支付的金额，而忽略了很多省份为了全国大盘发展牺牲掉的沉没成本。
非常典型的就是资源成本、国防成本以及人力成本。
大家都知道，我国我国的自然资源分布非常不平衡，就像西部自然条件恶劣，但是电力资源充沛，于是西电东送，这就保证了东部的发展动能。同时西部战略位置重要，需要长期建设国防，直面战略对抗，内地才有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再说东北，冬季气候同样恶劣，但平原广阔，为了内地发展提供可大量的粮食资源以及各类农林资源。还有内蒙山西的煤炭，河南的粮食、川渝的水力等等，都为发达省份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甚至一定程度放弃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另外，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还离不开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输入，这是我国经济跃升年代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利器。
在全国一盘棋的视野下，广大欠发达地区承担着给国家供给最基本的生活物资的战略分工，这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生存的底线，你总不能将粮食、水源、电力全都交到外国人手里。
这些贡献又很难用GDP数字去衡量，而转移支付就是平衡区域发展对他们的补偿和激励。
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
我们都知道，每一年上缴中央财政的大户都来自东部地区，这足以说明在当前的时代格局下，沿海地区的的确确拥有发展的比较优势。
任何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都需要有一个前提，不能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是一些地方就偏偏不能正视不同地区的禀赋差异，千方百计算计支付资金，盲目跟风上一些形象项目，最终造成投资浪费，留下一批债务黑洞。
而转移支付的目的在于支撑起当地的公共服务，并不是对债务买单。
除此之外，部分欠发达地区对转移支付的利用效率不高，整个支付链条里难免“跑冒滴漏”，造成不小的损耗，导致不少负面案例的发生。
更有甚者，部分地区还养成了对转移支付的惯性依赖，形成了等拿卡要的惰性心理，把输血当成了造血。
当然，这些并不是发展浪潮中的主流。
任何问题碰到我国的复杂国情都会变得复杂无比，总而言之，这套旨在平衡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在落地层面还有不少的改进空间。
它既不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恩赐”，也不是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