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的罪魁祸首,蒋介石还是唐生智?

浩博评过去 2024-05-31 03:14:15

1、

唐生智,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但要说“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估计大家就有数了。

那到底是唐生智能力不足,没有守住南京,导致南京三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唐生智是替人背锅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唐生智的生平说起。

唐生智是1889年的人,属于上世纪的80后,1912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回到湖南,成为湘系军阀赵恒惕派的重要成员。1921年,赵恒惕出任湖南省长,唐生智被提拔为第四师师长。

那年,唐生智年仅33岁,可谓是平步青云。

但是在南北对峙、国共合作的大时代下,唐生智和赵恒惕很快就产生了矛盾。

一方面,赵恒惕提拔唐生智做师长之后,又提拔叶开鑫做第三师师长,而唐生智和叶开鑫有矛盾,赵恒惕又经常偏袒叶开鑫,这就让唐生智体会到失宠的感觉,内心里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赵恒惕响应陈炯明的号召,积极推行“联省自治”,并和北洋政府的吴佩孚结盟,巩固其在湖南的地位,唐生智却是倾向革命的。

早在1923年,我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原则,命夏曦、刘少奇回湖南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刚回到湖南,便去面见唐生智,说了国共两党的基本路线和革命任务,希望得到唐生智的支持。

唐生智听完夏曦的话,立即拨款2000元,做为夏曦、刘少奇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经费。

因为这件事,共产国际称唐生智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从此开始,唐生智逐渐和国共两党建立起联系。

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湖南各界追随潮流,发生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等运动,赵恒惕为了保住湖南地盘,便命令叶开鑫率部武力镇压,同时还收留了战败下野的吴佩孚。

面对赵恒惕和叶开鑫的武力镇压行动,唐生智则发出通电,劝阻两人不要武力镇压,要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彻底在政治上站在赵恒惕的对立面。

到了1926年,唐生智和夏曦又选派一批湖南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就有新中国的大将黄克诚、彭德怀的引路人段德昌,他的弟弟唐生明也受陈赓介绍,参加了共青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个人情绪还是政治立场,唐生智和赵恒惕的矛盾都不可收拾了。

于是在1926年3月,唐生智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威望,发动兵变驱逐赵恒惕,出任湖南省长。

唐生智成功夺取湖南,意味着叶开鑫和唐生智竞争失败,再也没有机会统治湖南,必须和赵恒惕一起下野。

这怎么能忍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成为湖南真正的统治者,叶开鑫便向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求援。而吴佩孚也不愿意湖南脱离掌控,便出兵南下,一战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退到湖南衡阳。

这个时候,唐生智就要做出最终抉择了——向北是已经交恶的吴佩孚和叶开鑫,向南是结下善缘的国共两党,自己又是败军之将,无法独立自主,必须二者选其一。

到底怎么选,其实并不难。

不久后,唐生智正式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加入国共北伐的阵营,麾下军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出任军长,成为和蒋介石齐名的革命军队大佬。

2、

参加革命阵营,是唐生智转变政治身份的起点,同时也是唐生智失去军事实力的开始。

1926年7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在广州誓师,以“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总体战略,宣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北伐军中路军前敌总指挥。

此后数月,在我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湖南和湖北,10月10日攻破武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唐生智借助国共北伐的大势,彻底击败叶开鑫,重新占领湖南,陆续出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等要职。

而叶开鑫战败以后,无奈宣布投降,麾下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叶开鑫出任军长。

这个时候,唐生智通过参加北伐,不仅实现了统治湖南的夙愿,还因为兼任的党、军职务,成为国民政府屈指可数的实力派,风光无限。

但,这是充满变化的时代。

北伐初步成功以后,国民政府便开始分裂——

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张发奎、唐生智是其军事后盾。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攻取江浙,联合江浙财阀和英美资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黄埔系和新桂系是其军事后盾。

这就是1927年4月发生的“宁汉分裂。”

8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失败,造成黄埔军校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徐州重镇落入张宗昌之手,蒋介石的威望大跌,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逼迫下,被迫通电下野。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开始掌控南京国民政府。

随后,新桂系主导了宁汉会谈,希望两个国民政府合流,但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汪精卫无条件下野。

眼见形势于己不利,汪精卫便通电下野,暂避风头。

而那个时候,张发奎麾下的一部分军队,追随我党起义了,另一部分军队追随张发奎南下“追剿”,并准备利用南下广东的机会,另立国民政府,请汪精卫回广东主持大局。

这样一来,唐生智便成为湖南、湖北一带的主要军事力量,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主要反对势力。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政治立场方面的宁汉分裂,就这样演变成李宗仁、白崇禧和唐生智在控制地方实权方面的宁汉分裂。

李宗仁和白崇禧要一统河山,唐生智要保留实权,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

1927年9月,唐生智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的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和白崇禧则以“中央”的名义调兵西征,公开讨伐唐生智,“宁汉战争”爆发。

实事求是的说,唐生智并不是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的指挥官,麾下的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唐生智组建的军事集团,更没有政治上的长远战略,追求的无非是钱、权、地盘而已。

我党在北伐时期发的两份文件,就提到这些问题——

其中一份是《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最后写道:“唐的话很对,他说湖北人中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目的是要钱。我们以为,唐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

另一份是《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里面在分析唐生智的处境时,用了一句:“八军扩充甚速而战斗力并不如外传之强。”

唐生智的军事能力不强,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整个军事集团倾向革命但不诚心实意的参加革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怎么可能长久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汉战争”爆发以后,唐生智陆续退出安徽、湖北,把安庆、武汉等军事重镇拱手让给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退回湖南,在长沙设立总司令部,才停下脚步。

1928年初,白崇禧指挥新桂系军队攻破长沙、衡山、衡阳等城市,唐生智大败,麾下大将李品仙、何健等人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背叛唐生智。

经过这次战争,湖北和湖南成为新桂系的地盘,新桂系控制的军队膨胀到20万,而唐生智流亡日本,从此一蹶不振。

从崛起到落败,不过两年时间。

其实从唐生智的表现来看,他只是想要湖南,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但乱世争霸如逆水行舟,不参与争夺最高权力,就保不住现有的利益,只想要湖南,最终连湖南都保不住。

后来,因为新桂系的实力太过强悍,蒋介石和汪精卫又联合起来对抗新桂系。

唐生智经过战败也认清现实,在这次事件中参加了蒋、汪联盟,并明确支持蒋介石复职,稍微洗白了曾经的“污点”,蒋介石为回报唐生智,任命他做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1935年又授予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衔。

不过,唐生智得到的都是虚职、虚衔,在中国的军政舞台上,唐生智已经无足轻重了。

3、

唐生智做了数年虚职,很快就到了全面抗战时期。

其实,唐生智对全面抗战是有心理准备的。

1937年,唐生智已转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他认为日本侵华不会止步于东北,将来华东地区一定会和日本爆发战争,于是就向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请教,再经蒋介石审核,制定出一份《上海、南京防御作战计划》,建议构建四条防御线——

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

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为第二线。

江阴、镇江为第三线。

南京、宁杭公路为第四线。

按照唐生智拟定的作战计划,四条防线层层递进,每一层都能阻滞、消耗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等日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已是强弩之末。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守住南京的概率便极大增加。

即便守不住南京,也能带着军民有序撤离,在苏皖一带建立起牢固的防御线。

就像唐生智说的:

“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加入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唐生智的作战计划是有可行性的,蒋介石也是同意的,所以蒋介石才允许唐生智指挥部队构建工事,为长期作战做准备。

但是谁都没想到,唐生智的工事刚刚启动,蒋介石就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给构建工事的一线部队打电话,把这些部队调走,导致四条防线的工事都没有构建起来。

从这个层面来看,正是蒋介石的微操,导致日本从上海到南京畅通无阻。

构建四条防线的计划取消以后,蒋介石准备设立第三战区,负责连云港到舟山群岛的一切作战行动。

蒋介石原定唐生智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但那时候唐生智正在生病,蒋介石就问他“身体怎么样”,唐生智说“精神不太好”,听到这句话,蒋介石就说:“那还是让冯玉祥去搞,实际责任由顾墨三去担负。”

顾墨三,即蒋介石的嫡系大将顾祝同。

唐生智以为蒋介石只是不信任自己,可事实上,蒋介石连冯玉祥都不信任。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便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委任顾祝同代理职务。

这下唐生智明白了,第三战区是所谓的京畿,直接对南京的安全负责,不是蒋介石嫡系圈的人,蒋介石连挂名都不敢给,一定要亲自兼任才放心。

如果是其他人,肯定会想:“既然你蒋介石要微操,那就一切由你负责好了,我们没有实际的职权,也就不用承担实际的责任。”

但唐生智不是这样的人,他还是蛮有担当的。

1937年11月初,“淞沪会战”基本结束,蒋介石准备把部队撤出来,便在中山陵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问道:“南京守不守?”

在座的所有人都不说话,唐生智就说道:“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蒋介石见唐生智说话了,又问:“哪一个守呢?”

还是没有人说话,蒋介石非常尴尬,自顾自的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

这个时候,唐生智又说话了:“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守,或者南京警备司令谷伦,都可以。”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再考量吧”,便宣布散会。结果在第二天,蒋介石单独召见唐生智,说道:“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么是我留下,要么是你留下。”

蒋介石说这番话,其实就是除了唐生智以外,没有人支持他守南京,而他又不可能真的以领袖之尊留守南京,这才给唐生智使激将法,逼唐生智留守南京。即便南京守不住,责任也在唐生智,而不在蒋介石。

这个道理,唐生智自然是明白的,但他还是说了一句:“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蒋介石用事实证明了一个职场观点,如果你能吃苦,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如果你能背锅,那就有背不完的锅。

就这样,早已没有兵权、没有地位、不受蒋介石信任的唐生智,在11月24日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着一批不熟悉的部队,承担起南京保卫战的工作。

但是以蒋介石的风格,在他撤离南京之前,即便给了唐生智守卫南京的职务,也不会给唐生智守卫南京的实权。

此后半个月,南京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蒋介石亲自下命令、唐生智负责走流程而已。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唐生智才得到守卫南京的实权。

然而,已经太晚了。

12月8日,日军占领南京的外围阵地,三面合围南京。9日,日军向南京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南京在一天之内投降。10日,见南京不理会日军的投降书,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

短短3天时间,唐生智做什么都来不及,蒋介石也没留下任何有用的防守计划,南京失陷是必然的。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是清楚的,便在12月10日命顾祝同通知唐生智——立即渡江北上,从津浦路撤退,各路军队分别突围。

紧接着,唐生智把军、师长召集在一起,宣读了一遍蒋介石的命令,然后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各部队的撤退时间、撤退路线以及先后顺序,随即宣布各部队分别突围。

结果,除宋希濂部按照部属撤退到浦口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计划突围,整个南京一片混乱。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4、

撤离南京以后,唐生智到武汉见蒋介石,呈递了一份南京保卫战的概要,然后向蒋介石请罪:“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

蒋介石没有处分唐生智,允许他回湖南闲居。

这样的做法,可以视为蒋介石默认自己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唐生智给他背了黑锅。

此后12年,唐生智基本都在湖南故乡闲居,抽空读了很多佛经,办了一所耀祥中学,1949年又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最终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终了余年。

对于唐生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善终,但从唐生智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历史地位,甚至是千古流芳。

这个机会就是在南京殉国。

南宋状元文天祥,前半生莺歌燕舞、声伎满堂,享尽荣华富贵,但在蒙古灭宋的时候,文天祥开始组织义军反抗。

尽管反抗失败了,文天祥却凭借坚贞不屈的气节,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名垂古今,任谁说起这个名字,都要留三分敬意。

明朝末年的阎应元,仅仅是没有品阶的江阴典史,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在清朝入关以后,阎应元组织江阴军民抗清81日,直到江阴城破无力回天,阎应元才死难殉国。

临死前,阎应元留下一首绝命诗——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就凭这么一件事,阎应元成为“抗清三公”之一,被江南人民纪念了数百年。

文天祥和阎应元的肉体虽然死了,但因为反抗侵略壮烈殉国的故事,换来精神层面的永生。

回到全面抗战时期,国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是副总参谋长左权。他们两人都是新中国承认的烈士,2009年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张自忠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左权的军衔是陆军少将,而唐生智的军衔是陆军一级上将。

张自忠和左权都能获得如此殊荣,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在南京殉国,历史地位肯定比他们两人更高,甚至有可能成为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样的话,唐生智便是永生的。

可惜啊,唐生智终究是旧社会的军阀出身,政治觉悟不够高,也有些留恋现实世界的荣华富贵,没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世人都称唐生智为“佛教将军”,可他离成佛得道,就差了“舍身”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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