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曾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下达一道命令：“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词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接到命令后，王冶秋一边通知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边调查杨度的具体情况，结果令王冶秋和相关人员很诧异，所有人都没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

但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周先生重病在身还特别交代杨度的事，大概率是不会有错的，便认可了周先生的意见，承认杨度加入共产党。

此事一出，全国人民才逐渐知道，杨度晚年有这么一件事。

杨度少年考中举人并追随王闿运修习帝王术，立志匡扶天下。青年参加戊戌变法，和蔡锷、梁启超等讨论国事。中年信奉君主立宪辅佐袁世凯称帝，毁谤满天下。晚年加入共产党，被周先生念念不忘。

有人说他是民国奇人，有人说他是投机者，到底哪个身份才是真实的杨度？

其实要我说，以上评价都有失偏颇，杨度应该是中国最后的士，管仲、苏秦、张仪、王猛、谢安等士人在清末民初的投射。

2、

1875年，杨度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是教员的同乡，祖父杨礼堂、大伯杨瑞生曾追随曾国藩的湘军作战。

不幸的是，杨礼堂在安徽三河镇战死。

幸运的是，杨瑞生活下来了，一路升迁为总兵，并在兄弟病逝后，把年幼的杨度兄妹过继到膝下抚养。

正因为这层渊源，杨度才能在1895年，以举人的身份追随王闿运修习帝王术，因为王闿运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同时也是湖南湘潭人。

帝王术，其实就是士人如何辅佐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用王闿运的话说——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

能治国理政，能统兵征战，能著书立说，能结交三教九流获取消息，这就是胸怀帝王术的士人的基本能力。

在经史、诸子、诗文等众多教材中，王闿运最重视《春秋》。

王闿运认为，春秋是礼崩乐坏的乱世，诞生了很多权变谋略，正是靠这些权变谋略，管仲和苏秦、张仪才能扬名四海，齐桓公和晋文公才能称霸天下。

近代的世界，和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非常相似，能够带领中国称霸世界的必定是英雄豪杰，士人只有研究《春秋》、揣摩权变谋略，才能辅佐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业。

简而言之，修习帝王术的士人要慧眼识英雄、凭能力做宰相，在即将到来的大时代翻云覆雨，成就一番功业。

那没有遇到英雄豪杰，士人不能功成名就，怎么办呢？

王闿运也想到了。

除了《春秋》以外，王闿运还非常重视《庄子》，经常给杨度宣扬“本春秋经世之志，发逍遥物论之旨”，希望杨度在帝王术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以庄子的避世态度，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这样一来，王闿运的帝王术，便完成上能居庙堂之高、下能处江湖之远的闭环。

可以说，自从杨度追随王闿运修习帝王术起，就为他一生的命运埋下伏笔。

杨度追随王闿运修习帝王术整整三年，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和蔡锷、刘揆一等人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学习新学讨论国事，1902年又东渡日本，先后和黄兴、汪精卫做了同学，成为学业有成的宪政专家。

经过数年苦读，杨度已是中西合璧的青年名士，对国际国内事务都有一定的了解，杨度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他命名为“金铁主义。”

金是金钱，经济。

铁是铁血，战争。

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夫吾中国今日自外而言之，则惟见经济战争之势力日以相迫，自内而言之，惟见经济战争之势力日以见萎。吾特通观内外，而始定吾之金铁主义。是此主义者，原所以在内而谋其自立，在外而谋其自存，通乎内外而言之者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来，杨度的金铁主义，核心逻辑是振兴中国经济然后发动战争，争夺世界霸权。

春秋时期的管仲，行的就是这一套。

虽然杨度是宪政专家，但他不相信欧美的民主、选举能振兴中国，实现金铁主义，更不相信中国能脱离数千年历史惯性，他更相信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经验。

他在文章中写道：“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苟得一有能力者入主政府，以一定之方针行之，则举足可为轻重于世界。”

所以在国家运作方面，杨度信奉的是强人政治、威权政治。

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深受欧美的熏陶，厌恶“家天下”的人越来越多，和历代王朝的君臣一样搞威权政治，不太现实，于是杨度给威权政治打了一个补丁，即制定全民认可的宪法，国家和政府在宪法的约束下，实行威权政治。

杨度的原话是：“既成立宪，即有全国人合作之公器公文，成为人人之国家。”

这就把历代王朝的威权政治，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开明专制。

综合杨度的求学经历来看，他的终极理想就是辅佐实力雄厚的英雄豪杰，组建全新的开明专制国家，以“金铁主义”为指导思想，振兴经济并输出战争，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

3、

杨度为实现终极理想，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

1905年7月，杨度尚未回国，以学生领袖的身份留在日本，而为革命奔走多年的孙中山，希望得到留日学生的支持，便到日本奔走串联，杨度就是他的目标之一。

于是呢，孙中山和杨度见面了。

两人谈了三天三夜，满汉矛盾、革命宪政、民主专制、西学东渐等等都是他们的话题，但两人的观点几乎是南辕北辙。

孙中山认为，清朝不可能改革，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中国才有新生。

杨度认为，革命的破坏力太强，不适合积贫积弱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以稳健的手段徐徐图之，才是中国的正道。

既然谁都不能说服谁，杨度和孙中山便约定，如果杨度的君主立宪路线成功，孙中山就来帮助杨度，如果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成功，杨度就放弃理想，协助孙中山。

这是一份君子约定，但从杨度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看不上孙中山，不认为孙中山是值得效忠的明主。

不过，杨度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他们两人联手成立同盟会，吸收了大半的留日学生，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大的革命团体。

1906年9月，清朝颁布仿行宪政的诏书，确定君主立宪的国策，杨度认为时机到了，随即和梁启超、熊希龄筹备“宪政会”，以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为纲领，做为拥护君主立宪的新型政党。

但因为政党领导权之争，杨度和梁启超不欢而散，次年，梁启超成立政闻社，杨度成立以“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为宗旨的宪政讲习所，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于杨度来说，这并不是坏事。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成为清朝的通缉犯，即便成立君主立宪政党，也不会得到清朝的承认，而杨度身世清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事实上，杨度凭借宪政讲习所声名暴涨，得到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举荐，最终，杨度得到四品京堂候补、宪政编查馆行走的官衔，成为清朝知名的宪政改革专家。

此时的杨度满心欢喜，以为理想即将实现，但他终究是要失望的。

清朝许诺君主立宪，是在内外压力下做出的自保行为，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实行宪政，所以为保住实权，立宪日期一拖再拖，等到拖不下去的时候，搞出一个皇族内阁。

很快，清朝灭亡，杨度梦碎。

但杨度是修习帝王术的人，没有把希望都寄托在清朝身上。

早在受到举荐之后，杨度就认为袁世凯有知遇之恩，袁世凯又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北洋六镇兵马，实力非常强悍，正是值得辅佐的人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度便积极向袁世凯靠拢，甚至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赶回河南的时候，杨度都经常跑到袁府，传递北京的最新消息，给袁世凯出谋划策。

这个时候，杨度已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居亿万人之上，执中国之牛耳，杨度对袁世凯的认识更进一步，确定袁世凯有雄才伟略，是能够成就非常之业的非常之人。

一旦辅佐袁世凯成功，杨度将和管仲、苏秦、张仪一样名垂青史。

而要成事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混乱不堪的共和政府，拥立袁世凯登基称帝，继续走君主立宪的路线。

1915年，袁世凯已经平定二次革命，击败国民党和南方军阀，初步完成中央集权，为了夯实集权成果，袁世凯决定改变政体，以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皇帝权威，重整天下。

此时此刻，袁世凯和杨度的政治理念彻底重叠，于是杨度积极奔走串联，成立了鼓吹君主立宪的筹安会，并发表《君宪救国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持袁世凯。

文章里写道：“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杨度政治理论的精炼表达。

袁世凯见到文章，立即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字，做成匾额送给杨度，杨度则给袁世凯写了一道谢恩折子。

事实证明，杨度和袁世凯都错了。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国人民看到挣脱皇权束缚的可能，各省军阀和基层士绅尝到礼崩乐坏的甜头，更希望推动“联省自治”来扩张权力，又怎么可能真心拥护袁世凯集权。

假如袁世凯在1912年篡位，还有一丝成功的可能，1915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面对举国讨伐的形势，袁世凯暴病而亡，杨度的君主立宪梦再次破碎。

1917年7月，“辫帅”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想邀请杨度做谋士，杨度也有意出山，和张勋谈过几次，但杨度发现，张勋要做的是复辟清朝，并不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便公开反对复辟，和张勋断绝来往。

杨度的君主立宪梦，第三次破碎。

4、

经过三次失败，杨度有些心灰意冷，早年间修习过的庄子之道，开始起作用了，于是杨度前往庐山，躲避世间纷扰。

东林寺的妙理大师劝他：

“天行有常，世间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之一生，又岂可例外？做得成自有做得成的缘由，做不成自有做不成的缘由，一切顺其自然吧。”

杨度听完大受启发，下山时写下“穷通治乱无关系，任我逍遥自在天”的诗句。

看似四大皆空放下执念了，但差不多的时间，杨度还写了另外两句——“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从这两句可以看出来，杨度只是在现实压力下放弃君主立宪，但没有放弃帝王术，没有放弃开明专制和金铁主义。

他依然在等待机会。

很快，苏联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开始激烈变革，杨度的机会来了。

1922年，孙中山正要提兵北伐，亲信大将陈炯明却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到永丰舰避难，而北洋政府的直系大将吴佩孚，厉兵秣马，准备南下策应陈炯明，一举击败孙中山。

千钧一发之际，孙中山命刘成禺到北京斡旋，希望通过直系领袖曹锟，向吴佩孚施加压力，阻止他南下广东。

刘成禺到北京以后，第一个见的人便是杨度，原因有四条——

1、杨度和孙中山有君子约定。

2、曹锟的机要秘书长夏寿田是王闿运弟子、杨度的同学。

3、吴佩孚轻视夏寿田，夏寿田非常不满。

4、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琦和吴佩孚争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度遵守约定，向夏寿田传达了孙中山的意见，夏寿田又联系王承斌和熊秉琦，在吴佩孚进京开会的时候，向曹锟施加压力。

王承斌说：“陈炯明是孙中山的叛徒，以下犯上，我们师出无名。如果以后人人效仿陈炯明，置大帅于何地？”

这句话是杨度和夏寿田教的，一举击中曹锟的软肋。

为了褒奖忠诚，曹锟拒绝出兵援助陈炯明，吴佩孚一怒之下回到洛阳，不再提南下广东的事。

至此，孙中山才摆脱致命危机，向身边人说道：“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

这件事，可以视为杨度利用曾经的君子约定，向前途日渐光明的孙中山示好，给革命阵营递上投名状。

随后，孙中山前往上海，和曹锟的代表陈调元会晤，见到一同抵达上海的杨度。

杨度向孙中山表态：“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

救中国原本就是杨度的目标，只不过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革命，帝王术，杨度也没有放弃，无非是辅佐袁世凯转为辅佐孙中山。

从此以后，杨度开始追随孙中山，奔波在北京和上海之间。

正是在上海期间，杨度通过孙中山的关系，认识了前来上海商量革命问题的李大钊。

那时我党初创，实力非常弱小，但帝王术的直觉告诉杨度，不应该放弃任何机会，李大钊做为我党的北方领袖，是可以结交的，多个朋友多条路。

更何况，纵横捭阖游走于各方势力，原本就是帝王术的基本能力。

李大钊见到杨度，同样流露出合作的想法。

因为李大钊知道杨度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在北洋政府人脉宽广，必要的时候，可能给我党提供帮助，于是李大钊向杨度说了一句：“海上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我们就是那光，来吧，杨度同志。

就这样，杨度利用帝王术完成转身，搭上国共两党的巨轮。

5、

杨度结识李大钊是意外收获，这个意外，却提供了改变李大钊命运、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可能。

1927年，国共北伐势如破竹，操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节节败退，为了取悦英美日等列强和新军阀蒋介石，张作霖做出逮捕李大钊的决定。

4月5日，杨度到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女儿的婚宴，和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坐一桌。

吃饭期间，杨度和汪大燮无话不谈，竟意外获得张作霖准备逮捕李大钊的消息。

杨度知道事态严重，婚宴尚未结束便离席而去，命长子杨公庶到章士钊公馆，请章士钊通知李大钊立即转移。

那时李大钊正在苏联大使馆，虽然收到章士钊传递的消息，但周围的人觉得，张作霖不敢和外国发生冲突，这个消息未必可靠。

李大钊认可这个意见，便没有立即转移。

结果在4月6日清晨，张作霖出兵包围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36人被捕。杨度用卖公馆换来的4500元营救李大钊，但没有成功，4月28日李大钊牺牲。

如果李大钊没有抱侥幸心理，相信杨度和章士钊的消息，保住自己的性命，中国革命一定能顺利很多，北方的革命力量也不必等到抗战才动员起来。

一念之差，实在太可惜了。

李大钊牺牲以后，张作霖退回东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接管北京，杨度在北京没有用武之地，便徙居上海，做了杜月笙的清客，每月领取500元的车马费。

以国师自诩的名士，沦落到依靠贩鸦片的青帮大佬为生，命运的嘲弄无过于此。

但正是这次到上海，杨度彻底和我党绑定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孙中山已经去世，掌握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属于后起之秀，和杨度的关系并不亲密，而且蒋介石的乡土观念极重，启用的几乎都是江浙人士，这意味着国民党没有杨度的位置。

那么在北洋覆灭、国共争雄的大背景下，杨度能选择的只有我党，即便我党的实力弱小，杨度也没有其他选择。

1927年11月，周先生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陈赓出任情报科长，负责收集情报并建立情报网。

收集情报需要强大的人脉关系，而杨度经常出入杜月笙公馆，是非常合适的发展对象。

正好，陈赓有个湖南同乡，外号“王老九”，此人在上海的活动范围很广，和杨度比较熟悉，通过王老九的关系，陈赓和杨度见了一面，希望杨度能给革命做些工作。

杨度马上表态：“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于是在李大钊牺牲以后，杨度又一次和我党确定了合作关系。

此后，杨度通过杜公馆、喝茶、饮酒、看戏等活动和上海各界人士交往，每次得到情报，便通过单线联系人潘汉年递给陈赓，再交到周先生的手里。

如果自己不方便出面，杨度就派妻子或女儿以外出采购为掩护，向中央特科传递情报。

整整两年的时候，杨度的情报一次都没有错过。

1929年，鉴于杨度的忠诚表现，周先生亲自批准杨度入党，因为杨度的身份特殊，周先生特许他不参加党小组会议，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工作。

从此以后，杨度在中国近代史的落脚身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革命，上海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的工作交给陈云、潘汉年全权负责。潘汉年工作繁忙，不方便和杨度单线联系，便把杨度的关系移交给地下工作者夏衍。

刚开始，夏衍还不知道杨度的真实身份，只知道此人的情报准确，必须谨慎合作，直到相互熟悉了，杨度才告诉夏衍：“我就是杨皙子。”

皙子，是杨度的字。

然而半年后，杨度就因病去世，留下一副写给自己的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说的“后来人”到底是谁，目前不得而知，可能是我党这个组织，可能是英姿飒爽的周先生，甚至可能是教员。

据一段不确定来源的史料记载，杨度和杨昌济的关系不错，教员年轻时到北京投奔杨昌济，极有可能见过杨度。国共大革命的时候，杨度还问萧子升——润之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相貌是否丑陋等等。

如果这段史料属实，说明杨度考虑过教员。

回顾杨度的一生，他始终是以三千年来的固定思维，试图解决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他有谋略、有学识，唯独缺了改造中国的方法。

这也是中国传统士人，在清末民初遇到的共同困境。

不管怎么说吧，杨度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终究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如果杨度知道以后的事，恐怕是感谢帝王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