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病象，身体开始迅速地消瘦下来。

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

1974年6月，因病重离开工作了25年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三零五医院。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不顾病情的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相劝，坚持会见了罗马尼亚代表团，也给自己的外交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外宾谈到他的病情时，周恩来很是坦然：“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总理遗容

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持续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身体更是极度消瘦，体重竟只有30.5公斤。

10月24日，医生给周恩来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就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到了12月，周恩来因高烧不断，说话十分艰难，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

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都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和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夜晚11点，弥留中的周恩来忽然从昏迷中醒来，并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这就是那个为国为民，操劳了一生的周总理，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却并没有想着自己，而是依然只想着他人！

8日上午9点57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当天中午，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并开始处理后事。

第一件后事，就是完成周恩来的生前遗愿：希望自己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就这样，为国为民，奉献了一生的周恩来总理，却连自己的遗体都不想“放过”，还要贡献给医学事业。

根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遗体解剖完成后，由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为周恩来理发，并整理遗容。

同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按照邓颖超的要求，从西花厅把周恩来的衣服都找了过来，准备选“寿衣”。可他们发现，这些衣服不是太旧，就是补丁太多，即使内衣和内裤都有补丁。

▲邓颖超手捧周总理骨灰悲痛不已

最终，大家只好勉强选了一套灰色的中山装，好在没有补丁；一件衬衣，换了领子和袖口等。这几件衣裳，周恩来生前少的穿了几年，多的穿了十几年。

看着选好的寿衣，邓颖超含泪点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我们，那也是暂时的。”

当韩宗琦看到送来的寒酸到难以言语的“寿衣”时，顿时气得冲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不过，还是在邓颖超的坚持下，给周恩来穿上了现有的“寿衣”。

深夜11点，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化妆等过程后，周恩来的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间里，这里也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虽然，周恩来的灵堂十分简陋，场地也十分狭小，但在追悼大会结束后，群众来为周恩来送行的场面却十分的震撼，从北京到西长安街、西单一直到八宝山的10多公里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挥泪送别的群众。

对于当天送别周总理的情景，有人这样写道：“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因此，著名作家冰心评价：“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十里长街送总理

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当时，骨灰盒只有两种，一种装饰性较好，但价钱较贵；另一种装饰的花色较为单一，但价钱较便宜。

最终，他们依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了那种便宜的骨灰盒。由于便宜的那种只剩下两个，而且一个掉了一块漆皮；另一个漆皮完整，盒盖却不好打开。又因为，骨灰装进去后，几乎很少开盖，便选了那个漆皮完整的。

当张树迎和高振普将骨灰拿盒给邓颖超看时，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周恩来逝世后，便是以这样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形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那个我们深深铭记，而又可亲、可歌、可颂、可泣、可敬、可赞的周总理，那个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人民，可唯独对自己艰苦朴素到一无所有的“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