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刚断气,宫里的宜妃就被雍正赶出了翊坤宫。没有贬谪、没有罪名,只是一纸命令,让她搬去王府养老。从宠妃变成局外人,事情发生得毫无征兆。她伺候康熙四十多年,育有三子,晚年却落得孤身病死在冷清的小院里。
很多年后,翻出雍正早期的奏折、谕旨,人们才看清楚,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礼数问题”。
宜妃的错,不是走错了顺序,也不是说错了话,而是生了一个不该站错队的儿子。
宫门一关,宜妃的命运也就定了。

康熙六十一年冬,京城气温已降到零下。畅春园内灯火未熄,宫人走动的脚步压在雪地里,几不可闻。
那天晚上,康熙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没对外宣布,宫中已有几位亲王赶来跪于榻前行礼,气氛凝重。
刚刚病愈的宜妃郭络罗氏听闻后,让人抬着软轿前往大殿,她坐在轿中,脸色苍白,却执意要去送康熙最后一程。进殿时,因宫道狭窄,众妃挤在一处,混乱之中,她的轿子竟越过了皇太后乌雅氏所在的位置,直至灵榻之前才停下。

随后步入的是刚刚继位的雍亲王胤禛——此时已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其他人都已跪地叩拜,宜妃却在轿中坐着,面上无悲无喜。
这一幕落入新皇眼中,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个信号。
之后的几天,朝中传出一道口谕,严查内务府太监张起用之事,此人多年服侍宜妃,最近却在外置产,被雍正责问:“深宫之中,岂能置产于外?此人何人所使?”
张起用被下狱不久,翊坤宫也被查抄。宜妃并未受刑,但很快被迁出紫禁城,送往恒亲王允祺府中居住,不得再干涉宫中事务。
当时宫中议论纷纷,不解为何雍正对这位旧妃如此冷厉。她是康熙帝亲点册封的妃子,育有三子,素来谨言慎行,从未听说有过错。
可事实是,雍正根本不想给她第二次机会。

郭络罗氏出身并非权贵之家,父亲是盛京工部侍郎三官保,虽是包衣出身,但因在康熙朝颇得信任,家族也算中等体面。
她入宫那年17岁,因姿容秀丽,被册为宜嫔,不久晋升为妃,赐居翊坤宫。康熙曾称其“柔嘉成性,淑慎持躬”,这类赞语并不多见,足见宠信。
她一生育有三子。长子胤祺,被养在孝惠太后身边,性格谨慎温和,在诸皇子中颇有口碑,康熙也多次夸其“行止得体”;次子胤禟,曾被外放视察西南边境,对外事务娴熟;三子胤禌早逝,年不过十二。

按理说,这样的身份与资历,即使康熙驾崩,也该像其他老年妃嫔一样,安稳地在宫中养老。但问题出在那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九子夺嫡”。
胤禟在争储过程中,与皇八子胤禩走得极近,是八爷党内公认的主力之一。而宜妃本人,多次在康熙身边为胤禟、胤祺说情,虽不张扬,但在宫内并非秘密。
雍正登基后清算八爷党,对胤禟的打压最为迅速。他先是降爵,再削宗籍,最后将其发配边地,改名为“塞思黑”,死于流放途中。

既已将子斥逐,母亲当然也不能继续留在宫中。若不处理,难保朝中不会有人借宜妃之名做文章。更何况,这位母亲并非毫无立场。
当年八阿哥党人在宫外活动频繁,不乏有言官暗中与翊坤宫来往。虽无实据,但雍正并不打算再等。
宫中礼仪上的“走错位次”,便成了一个极好借口。以此为由,不必赐死,也不必下旨问罪,只需令其“迁出”,就可以将人从朝局之外安静地移除。
不闹、不吵、不流血,却比杖责更彻底。

迁出翊坤宫后,宜妃住进了恒亲王允祺的王府。
府邸在朝阳门内的烧酒胡同,离皇城虽不远,却已远离宫廷视线。住处设在偏院,生活虽有内务府供养,但已无法再见旧日妃嫔,也不能再参与任何祭典或节礼。
宜妃身边只留下两个太监,三个老嬷嬷,每日晨起诵经,饭后散步,偶有孙辈送来书信,却不准出府探望。
她不是犯人,却也没有自由。

长子胤祺去世时,宜妃连入宫请安的资格都被内务府驳回。是允祺亲自进宫向雍正请求,才换得一次短暂的回宫吊唁,前后不过一炷香时间。
再往后,胤禟病逝于边地。消息传来时,她未哭,只是默默坐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开始,每日焚香三次,抄经不止,直到雍正十一年春,她病重不起。
病势持续数月,期间曾多次请太医进府,却无人敢奏明皇上。七月初七,早晨,宜妃在卧榻上低声念佛,不久咽气,年七十四。
乾隆继位后,命人将其迁葬于景陵妃园寝。
棺椁送入宫时,乾隆亲批:“祖妃也,礼不可废。”
可这份“礼”,终究是事后补偿。

一场宫廷争斗,从太子争夺开始,以母妃迁出宫门结束。雍正登基时的权力清洗,来得迅猛而干净。表面上是整顿朝纲,实则是防微杜渐,连一个年迈的妃子都不愿留下。
宜妃自入宫至康熙驾崩,整整四十五年,风头一时无两,最后却在恒亲王府的偏院默然病逝。

世人只见她晚年落寞,却不知,她的名字曾在朝臣耳中回响,她的儿子曾在储位之争中搅动风云。
于是,新朝要她退场,而她,也确实安静地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