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字子春，别号象龙，直隶馆陶县南馆陶镇人士，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家素贫，自幼便在生计中挣扎，尝操舟摆渡，又沿街卖菜，更于店铺中充任伙计。然其为伙计之时，因行窃被拿获，旋即遣送归家。

其兄以之为辱，竟欲痛下杀手，幸得家嫂暗中搭救，方得逃脱。先至广平县平固店一茶馆，为人拉风箱糊口，后辗转流落至邯郸，于李广心所开之鸿顺客店栖身，一待便是三载。店主李广心颇念其艰，为之作保，助其投身刘铭传麾下，从此踏上军旅之路。

光绪十五年，王占元得选入天津武备学堂。学成之后，出任怀字营哨官。袁世凯于小站编练新军之际，他因功升任第三营帮统。光绪二十六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占元随其赴鲁，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翌年，晋升为管带之职，光绪二十九年，擢升为左镇步队第一标统，光绪三十一年，又迁任陆军步队第一协统，后改调第二镇第三协统。辛亥年，武昌首义，清军前线第一军统领冯国璋率王占元所部开赴汉口，强攻汉阳。王占元部强渡襄河，一举攻克汉阳，继而炮击武昌，为清廷镇压革命立下 “汗马功劳”。南北议和之后，他奉命率部转赴河南，获授副督省之衔，未几，回师保定，旋即被委以陆军第二师师长之重任。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统领五省联军，兴兵讨袁。王占元再度奉调入赣参战。待二次革命失败，第二师班师回朝，经黎元洪调遣，王占元部驻守湖北。民国四年（1915年）9月，王占元荣膺湖北督军兼省长之职。彼时，冯国璋坐镇江苏，李纯主政江西，王占元雄踞湖北，此三股势力皆为北洋系之保守派，时人号为 “长江三督”。他们极力阻拦革命军北伐，对维护北洋军阀之统治，着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国六年（1917年）7月，张勋于北京妄图复辟清室。王占元表面张贴布告，宣称 “本督矢志拥护共和”，背地里却与张勋暗通款曲。张勋所派官吏，若无关紧要，他便一概接纳；但凡涉及关键要职，他则坚决抵制，拒之门外。

王占元主政湖北期间，政绩可谓乏善可陈，然其贪腐之行径，却令人发指，借战乱之机，大发横财：

私贩铜元：武昌造币厂本系天津造币厂之分厂，王占元督鄂之后，将其牢牢掌控于股掌之间，大肆鼓铸铜元。而后将铜元运往河北，以邯郸三和店为转运枢纽，再分销至大名、馆陶、临清等地，用以套购银元谋利。彼时，河北之地，一块银元可易铜元一百五十枚，而在武汉，一块银元竟能兑换二百枚铜元，每块银元可净赚五十枚铜元之利。王占元倚仗权势，运输铜元连火车运费都分文不付。

强售军装：他开设湖北陆军被服厂，任用同乡徐惠臣为经理。湖北境内常驻军警约二三十万众，所需被服，均被勒令向其被服厂定制，严禁向商办军衣庄采买，此等垄断买卖，获利之丰，难以估量。

倒卖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飙升，金价暴跌。王占元瞅准时机，大肆低价购进黄金，而后再高价抛售，从中牟取暴利，获利甚巨。

产销皮件：王占元于汉口法租界开设信城公司，又在武昌大朝街设立工厂，专门生产销售军用与民用各类皮件，因品质精良，销路甚广，盈利颇丰。

大发战争财：王占元督鄂之时，南北两军于湘鄂一带战事频繁，北军之后方兵站及一应招待事务，皆由其一手承办。他趁机上下其手，大肆贪污。但凡军中所需物品，他动辄假借北京政府之名，以征调或半征调之手段，强行向商家、百姓索取，而后令军需课长魏联芳编造账目，向北京政府申领款项，其中大半皆被其私吞入囊。

贱买贵卖土地：民国六年（1917年），邯郸遭遇洪灾，民国九年（1920年），又逢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纷纷外出逃荒。王占元趁机以三槐堂之名，低价收购邯郸、武安、磁县、大名、肥乡、成安、临漳、涉县、永年等县之土地，待饥民返乡之际，再以高价售出，从中狠赚一笔。

经营矿业：他任命李三和为总办，在邯郸成立顺成公司，开采武安八里湾煤矿。所产煤炭，除部分于本地销售外，亦有不少运往武汉贩卖，获利甚丰。

吴佩孚曾多次率部入鄂作战，向王占元索要军需补给，王占元却每每以破旧之物搪塞应付，令吴佩孚大为光火。吴部将领萧跃南乃湖北黄冈人氏，此时湖北各界人士向吴佩孚建言，期盼萧跃南主政湖北。吴佩孚本就对王占元心怀不满，遂顺水推舟，应承此事，并与湘军赵恒惕密商，约定由湘军出兵，逼迫王占元离鄂。民国十年（1921年）7月，赵恒惕以援鄂军之名，挥师进攻湖北，连克羊楼司、赵李桥、荼庵岭、蒲圻、通山、通城等地，萧跃南则陈兵武昌城下。北京政府亦施压，催促王占元离职。王占元见局势已无可挽回，于8月7日通电辞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之职。

王占元卸任之后，寓居天津，做起了富家翁，主要投身于商业经营。其商号遍布北方各大城市，经营品类繁多。名下拥有房产五千余间，金融投资达七十五万元之巨，企业投资亦有一百九十三万元，俨然一方巨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坏事做绝，老天爷也看不下去，遂让他尿血不止，医治无效，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