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剑英的提醒下，华国锋这才开始认真注意起这件事，在这之前，他原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平台和作者搬运和洗稿！

1976年，围绕着“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真是假，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首次出现是在1976年的9月16号，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头条社论，就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个说法。在这篇社论里面，“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是以黑体字刊印出来的，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两报一刊”上面刊发的文章或者是社论，但凡是涉及到伟人的话，都是以黑体字刊印出来的。

因此，这次用黑体字刊印“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信息：这句话是出自于伟人之口。

这篇社论在刊发之前，当姚文元看到原稿中的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当即删除了“在病中”这么三个字。之所以删除这三个字，就是要营造出这是伟人“临终嘱咐”的感觉。此后，围绕着“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毕竟是重要的舆论战，也是至关重要的阵地。

就在“两报一刊”发表了那篇社论的当天，叶剑英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送给了华国锋，他是有深意的，社论里的这句“按既定方针办”，他用红色的笔在下面画了一道很明显的红杠，并且还在旁边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叶帅的此举可谓是很明显了，就是在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那么，问题来了，叶帅为何要这么明显的提醒呢？其实，这和华国锋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有些憨厚的老实人，对于斗争没有敏锐的感觉。因此，无怪乎敏锐的叶帅会这么刻意的提醒。尽管如此，华国锋一开始仍旧没有注意这句话带来的影响。

等华国锋察觉出苗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是9月下旬了，这时候，全国上下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已经是铺天盖地，并且宣传的方向和苗头，似乎有些不对劲。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统计，从1976年的9月17号开始，截止到当月的30号，这短短半个来月的时间当中，全国各主要的报刊杂志总计发表宣言“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类文章和社论，就已经多达236篇。

除此之外，就连一些社会上个人悼念的散文、诗歌，都要求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此时的华国锋已经意识到，那四个人这么不遗余力的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其背后的用意就是这么两个字：夺权。

尤其是在1976年的10月4号，《光明日报》在其最显著的版面刊登一篇名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杀气腾腾了，可以说是吹响了他们夺权的号角，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似乎能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

当然，此时的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明白局势的紧迫了，他们也在秘密的、积极的准备着，就等着最佳的时机亮剑。就在《光明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第三天，最终的决战也来临了。10月6号的这天晚上，华国锋和叶帅采取“以快打慢，逐一击破”的原则，以决然的措施，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晚上；这，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个晚上。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不费一枪一弹，就成功抓获那四个人，是一场伟大的，也是来之不易的胜利。

1976年的9月16号，《人民日报》首次提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时候，叶剑英就已经提醒华国锋了，但是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9月17号，

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五版刊登了一个通栏标题，名为“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并且还用了非常醒目的四个大标题：

1、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3、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组织派做斗争；

4、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要知道上海是江、姚四个人的根据地，因此，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可以说是他们的舆论基地。

于是乎，叶剑英第二次提醒华国锋，并且指出两个被混淆是非的重点：

第一：1976年的4月30号，伟人接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要求陪同一起接见的华国锋留下来做工作汇报，当华提到有几个省的形式不好的时候，伟人亲笔给他写了六个字，即：照过去方针办；而如今，这六个字却被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当中，就改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是伟人的临终嘱咐，其实，这并不是所谓的临终嘱咐，因为在4月30号距伟人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候的他还在会见外宾，怎么可能说是临终嘱咐？

相比较第一次提醒，叶剑英的这第二次提醒可谓是比较直白了，因此，华国锋也开始注意起了这件事儿。在这之前，他认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虽然有三个字更改了，但总体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别有用心的人那里，这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因此，华国锋察觉到风向的苗头有些不对劲，也就迅速的做出了反应。

譬如，1976年9月18号，在伟人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致悼词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提到“按既定方针办”，这个信息让当时站在他旁边的王洪文，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同年的10月2号，华国锋审批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稿子里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同样也被他给删掉了。

那么，就有读者疑惑了，这两句话总体的意思，从字面理解来看，其实是差不多的，为啥会引起尖锐的争斗呢？

其实，不管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说“”按既定方针办，都是不能只停留在字面解释上来看的，而且从字面解释上来看的话，这两句话本身确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点是在于，毛主席究竟是对谁说的？这也就牵扯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对谁说了这句话，那就表明谁就是接班人，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核心的大问题。这才是这两句话斗争背后，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利益。

1976年9月16号，《人民日报》得第一版头条社论，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个说法；后来经过查明，这才得知背后的原委。

原来就在伟人病逝的当天（1976年9月9号），专门负责搞宣传的姚文元找到鲁瑛（当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布置了一个紧急任务，就是在刊发的社论里面，加入“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可以说，姚文元这是私自篡改了伟人的原意。

事实上，伟人当时留给华国锋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么六个字，后续，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这个指示的时候，姚文元也是亲眼看到了伟人手写的字迹，他自己在本子上记下来的内容，也是“照过去方针办”。那么，为何四个月之后，姚文元会更改了其中的三个字，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呢？

那么，他为何要更改三个字呢？作为小集团里面专门负责搞宣传的姚，自然是得到了他人的授意，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定“调子”：谁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谁就占据了主动权。他们选择的时机也很恰当，“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9月16号，实在北京各界即将举办追悼会之前，在追悼会上，华国锋是要念追悼词的，而追悼词里正好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倘若华国锋没有引起重视，觉得“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从字面上理解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从他口中念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伟人当初亲笔写给他的那句“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两句话在字面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伟人对谁说，这就意味着谁是接班人这个关键问题了。这也就是意味着，华变得很被动，很大可能失去接班人这个位置。

而且，在北京举办追悼会的同时，全国其他各省市也在同步举办追悼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各地的追悼词肯定是要以北京的追悼词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姚等人的目标就很明显了，就是要给全国追悼会上的讲话定调子。

这个“调子”一旦确定下来，好嘛，后续他们就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权，具体说来，给全国不知情的人营造这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华等人并不是伟人临终嘱咐的委托者，只有他们才是伟人“临终嘱咐”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只要这个“旗帜”树立起来，那后续在舆论上的主动权不可估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也难怪，当追悼会举行的时候，华国锋并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时候，一旁的王洪文会变得焦躁不安了。

在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为何会引起那么尖锐的斗争呢？

这就像是康熙的遗嘱里面，到底是“传位于四阿哥”还是“传位十四阿哥”一个道理，当然了，这也只是野史，做不得真，毕竟满清的官方文字不仅有汉文，还有满文和蒙文，不可能简简单单的把“十”改成“于”这么简单。

1976年的10月6号晚上，一切的斗争都在这一晚尘埃落定了，不费一枪一弹，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抓获了江、姚四个人，中国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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