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的选址问题，和北京整体的城市规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俗的来说，人民大会堂肯定是要修建在北京的核心地段。因此，一开始并非是在讨论人民大会堂的选址问题，而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一个建设问题。

一旦北平的新城市规划确定下来之后，那么，人民大会堂坐落在哪里，其实在大方向上也就确定下来了，接下来也就是具体的选址问题了。

但是，当时关于北平应该如何进行规划建设？人民大会堂应该放在哪里合适？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国内专家学者，和苏联专家之间是存在着小小的分歧，是有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早在1941年的2月，就在延安的南关街修建了一座参议会礼堂，也就是延安大礼堂。这延安大礼堂是砖木石结构，最多可以容纳1200多人。1949年10月1号建国之后，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也需要建设一个大礼堂。

不过，建国那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重新规划北京的城市建设。

说到北京的城市规划，那还得从1937年说起，小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为了方便管理，就让日伪政府重新搞一个规划出来。于是乎，1939年这一年，就出台了一个北平城的城市规划方案，核心就是围绕五棵松一带建设一个新城区。

1946年，北平被老蒋接手之后，进一步完善了当年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也是围绕着五棵松一带建设一个新北平。

等到了1949年，当时进驻北平的各个重要机关驻地都在五棵松一带，而且，经过日伪政府和老蒋多年的建设之后，五棵松早就变得和繁华了，并且在市政设施方面，更是旧城区所无法媲美的。因此，建国后重新规划建设北平的时候，也无怪乎不少专家学者建议，还是围绕五棵松一带打造北京的新行政中心。

提到梁思成，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保护古代建筑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因此，梁思成建议以五棵松作为打造北京新城市中心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完整的保护北京古城。如果按照这个城市规划设计思路往下走的话，那么，人民大会堂的选址，自然也就相应的定在五棵松附近了。

但是呢，当时援助我们的苏联专家却是不同的意见，他们反对在五棵松打造新的行政中心，他们希望能在北京看到一个翻版的莫斯科红场。按照苏联人的规划设计，那就是以天安门为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如果按照苏联人的设计思路来走的话，人民大会堂自然也就要修建在天安门附近了。

现在来看，当时肯定是采纳了苏联人的意见，当然，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的话，不得不说，苏联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客观的说，苏联人给出的理由也是有着道理的，如果在五棵松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必然会进一步造成新老城区之间的割裂。而且老城区虽然有些设施很落后，但是不缺少一些现有的设备和资源，倘若在五棵松兴建新城的话，在资源上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于是乎，北京的新城规划也就确定下来了，也就是以天安门作为中心，修建北京的行政中心。

客观的来说，建国之后，北京作为一个首都，确实需要修建一座大礼堂来满足国家的需求。

在没有人民大会堂之前，国家级的大型会议，通常是在怀仁堂里面进行的。但是，怀仁堂面积也不是很大，如果是涉及到上万人的大型会议的话，在当时的北京，还真找不出一个室内的场所来容纳，因此也就只有选择在室外进行了，而地点一般是选择在天安门广场。

如果不是国家级别的会议，譬如北京市举办的会议或者是集会，如果是室内会议，通常是在北京中山公园里面的音乐堂进行。倘若是室外的话，就选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通常是以游园的形式进行。

虽然说室外集会或者会议，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在规模和气势方面都比较宏大。但是呢，有一个很致命的因素，那就是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夏天还好，到了冬季，那刺骨的寒风直往人的毛孔里钻，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坐下来商讨国家大事，那场面也确实有些怼不雅观了。

因此，当北京城市规划落实下来后，新行政中心定在天安门附近修建，那么，这大会堂自然也就修建在天安门附近。

这里，我得插一句话，当时原本的设想是单纯的修建一个，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大礼堂，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有着很多厅室，功能完善的人民大会堂。

1958年的时候，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决定搞一次宏大的十周年庆典。而为了迎接十周年庆典，于是乎，就决定在北京修建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一批重要建筑，总计有十个，也就是“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工业展览馆。

除此之外，还要求在北京的玉渊潭附近，修建17栋二层小别墅式的国家宾馆，用来作为外宾的下榻之处。而且还要求，这十个建筑和钓鱼台国宾馆必须在1959年国庆之前就得投入使用。

其中，“万人大礼堂”被确定为十大建筑之首，这一下子就拔高了大礼堂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拔高，万人大礼堂的工程体量自然也就要随之变化了。

于是乎，原本只是北京单独搞大礼堂的工程任务，就这样和国家的国庆的政治任务重叠了。作为献给国家十周年的礼物，作为十大建筑之首，原本设计的大礼堂体量自然无法满足需求了，自然也就需要进行改建、扩建了。

经过多次商讨之后，最终决定把人民大会堂修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面向东方。这时候，距离国庆十周年到来，工期也就只剩下一年多一些，时间是相当的紧迫了。于是乎，以北京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为首的建筑单位，加班加点的准备着各种建筑材料、施工机械，以及组织、协调施工队伍，争取赶在1958年的十月份正式破土动工。

等到正式设计大会堂的时候，因为咱们和苏联的关系开始交恶，那些来中国进行援助的苏联专家们，早就回国了。因此，人民大会堂的整体设计，完完全全是出自于中国人之手。除此之外，为了彰显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所取得的建筑成就，因此，就连施工材料方面，也完全出自于国内。因此，咱们如今看到的人民大会堂，不管是设计和施工，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国产。

1959年的1月中旬，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周公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商谈大会堂的整体设计。和上一次会议比起来，邀请参与这次会议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在北京的建筑专家、结构专家，还邀请了美术家和史学家等。譬如有：梁思成、齐燕铭、吴晗、赵鹏飞、张开济等。

会议刚开始，周公就询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筑能保证多少年内不垮掉？

“盖好大会堂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

——来源：《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马祥林编著.

这两个关键因素，周公更为看重第一个，他指出大会堂的寿命要和故宫进行比较，最起码要保证建筑寿命不能少于300年。

谈完这个问题之后，他顺势就强调工程质量的问题，尤其是在工程的材料方面一点都不能含糊，尽管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但是钢材不好就不要使用，一旦将就凑合，将来出乱子就会出在这“将就凑合”上面。周公告诉他们，在工程材料方面有什么需求就提出来，不要担心给国家添麻烦，也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

他还着重强调了，在建设过程中，设计、材料和施工这三关，倘若在任何一关马虎含糊，都会出乱子。

谈完工程质量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之后，周公又给大家指明了一个大方向。

“一个建筑物要有它自己的风格，当然，要做到人人都满意是很难的。我的意见，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来源：《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马祥林编著.

不得不说，周公是个有智慧的人，一件事情，他往往能第一时间就抓住关键点在哪。

在修建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其实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工程质量和造型设计。

工程质量方面严格抓就可以了，但是在造型设计这方面，就是众口难调，也是最容易陷入争论，最容易卡壳拖延工期的一个环节。有了周公的总体指示，也就避免了这个环节上的拖沓。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人民大会堂终于拔地而起，这座宏伟的建筑，可以说是倾注了当时人们的心血。现在看来，人民大会堂确实称得上是伟大的建筑，是由中国人自己建设出来的伟大奇迹。